笔之家语文之友值得继承的语文教育传统真经

值得继承的语文教育传统真经

时间:2018-10-10 02:25:07 来源:笔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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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语文真谛,实现语文教育返璞归真,从一定意义说,就是要沿波讨源,回归本真,进而面对现实,改革创新。我们的期许是“毋忘传统,更须发展”。但鉴于一切发展都离不开既有的传统基础,因此语文教育就很有必要从它的源头汲取丰富营养,在发展和创新中认真审视和借鉴以往的传统真经。

作为文明古国,我国的语文教育内蕴深厚宏富,理念朴实纯真,方法异彩纷呈,经验独树一帜。中华民族母语教育的优良传统,成为夺目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宝贵文化遗产。毫无疑问,正是古代语文教育的传统真经,才奠定了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根基。

真经之1 言文教育的原始情结——生活、言语、文字

我国的语文教育孕育并起始于原始时代渗透在生产生活中的言文教育。所谓“言文”,即当时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交际言语和文字符号。当时的言文教育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文教育,但它对于生活、言语、文字的原始情结,却为我国此后的语文教育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坚实基础。生活、言语、文字,正是我国语文教育最基本的途径。

1.生活教育是语言学习的课堂

言文教育期的教育尚未从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之中分离出来,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生活教育”,因此那时的语言学习始终渗透并融合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基于吃、穿、住的需要,必须学习和参加渔猎、人工取火、缝制衣服、制造生产工具等活动。在氏族村落内部,人们也需要参与选举、管理、集会、习武、祭祖祀神、节日喜庆、歌舞娱乐等活动。这样的过程中,就处处包含着语言学习的因素。那时人人参加劳动,人人也同时接受教育;成人做什么,儿童也就跟着做什么;大人怎么说话,小孩也就学着怎么说话。学生活就是学语言,学语言就是学生活。语言既来自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可见,当时言文教育的基本途径就是生活,生活教育是语言学习的大课堂。

2.言语习得是母语教育的胚胎

当时人们的生产活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就是言语习得的母语环境。人们在这样的群体中,以口耳授受的方式,运用口头言语传授和推广生产劳动技能、交流和推广生活常识,而言语也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进而形成了许多口头言语作品,除了一般的见闻、故事和传说,更有谚语、歌谣、神话、寓言等口头文学。可以想见,丰富多彩的言语作品,正是言文教育取之不尽的内容和生动形象的教材。以此为载体的母语教育,就是通过“言”的口耳授受形式实施的。可以说,这种粗糙但生动的原始的言语习得过程,正是母语教育的胚胎。在母语环境中学习言语,在言语实践中了解和把握语言规则,通过把握语言规则提高言语能力和水平,这一过程所体现的异常朴素的道理,正是语文教育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母语习得规律。

3.文字读写是国文教育的滥觞

在氏族公社末期,文字产生了,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人们利用文字,既便于知识的记录积累,又便于知识的广泛传播,从而使信息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正是从文字产生以后,在口头的言语教育之外,又有了书面的文字教育。但是,掌握文字并非易事,要进行文字教学,就要有传授文字、从事施教的专门人员和专门场所。那时人们在雏形的学校里学礼、学射、学御、学艺,同时也学习说话、文字书写和认读。从此,比较完整的言文教育就以最粗放的形态得以实现了。

于是,言文教育就有了又一条重要途径,那就是文字读写训练,它是国文教育的发端,是后来语文教育的基础。由于文字数量多、结构繁,难认难写,花费时间,因而使得它在学校教育活动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商代的学校还开始出现单独的文字读写教育。甲骨中发现了不少练字的骨片,反映当时曾选用笔画简单而经常使用的干支文字作练习,习字经历了示范、模写、练习的过程。例如一甲骨片上有五行字,重复刻着从“甲子”到“癸酉”十个干支,细加比较,其中一行刻得整齐精美,其他四行则歪斜不整,中间还夹着二三个刻得整齐的,很不协调。据郭沫若分析,那一行整齐精美的字是教师刻的字样,另外四行是学生的练习,当中夹着那几个较整齐的则可能是教师手把手所刻,因而显得较合要求。这是商代文字教学的实际物证,反映了当时文字教育的情形。从那时开始的这种以文字读写训练为基础的教学传统,对以后绵延几千年的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仍为我们所重视。

真经之2 古文教育的执着追求——读写、教化、交流

紧接着言文教育期,我国从奴隶社会末期开始,进入了语文教育的古文教育期。古文教育期与言文教育期的区别,主要在于有无正式学校的设立。自从有了教与学的固定场所,包括学习语文在内的文化教育就走上了比较正规的道路。那时除了在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仍然延续着口头言语学习,在学校中比较普遍的做法,学的都是书面的“文”。而“文”的学习多以“五经”“四书”为教材,或以历代名家名篇为范本。有读专书的,也有读选文的。不过,那时包含语文教育在内的文化教育不分文、史、哲,也不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若说这也是一种语文教育,自然只能说是广义的语文教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样的文化教育中,语文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当时的学校十分重视读写的基础训练,重视诗书的教化作用,重视文化的交流发展,这可以说是我国当时古文教育的执着追求,也可以说是古文教育的主要理念。

1.读写基础观

读写基础观是古文教育的执着追求和重要理念之一。这一基础观一般分为两步落实:第一步是学习识字和写字,第二步是学习阅读和写作。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一直十分重视识字和写字,把它视为阅读与写作的基础和前提。蒙学课本多以“三、百、千”①为代表,教学时都从教识字开始,进而再指导练习写字。

读书和作文则是在识字和写字训练的基础上学习的。王充所说“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言”②就是这个意思(“讽”指诵读)。而多读,则是古代语文教育的基本信念,“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都强调了多读的神奇效果。

古文教育期对写作训练也足够重视,当时在强调多读的同时,还强调多写。例如欧阳修就谓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又如唐彪在《读书作文谱》里就说:“文章惟多作始能精熟”,“读十篇不如作一篇”。可见,“多读多写”早就被历来学者认作是语文学习的地道真经。

2.诗书教化观

在我国历史悠久的古文教育期,诗书教化向来广受重视。教化的宗旨,在于“化民成俗”“建国君民”。教化的方式,则所谓“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寓教于诗,寓道于文”,即在诵读诗书的过程中以和风细雨的方式促使人伦道德的潜移默化,从而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安贫乐道思想、除暴安良思想、不畏强暴和见义勇为思想、学无止境和精益求精思想、精兵简政和为政清廉思想、自强不息和人定胜天思想等。

诗书教化需要有诗书教材,当时主要借助于“五经”“四书”。同时还有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古代神话传说,先秦诸子百家、诗经、楚辞,两汉的史记、汉书,魏晋南北朝的辞赋,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历代散文等。此外还借助于各个时代的典型文体和名篇佳作。通过这些典范性作品的教学,达到“化民成俗”“建国君民”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的诗书教化中,诗教是一种特别突出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而《诗经》则是诗教的主要内容之一。孔子强调:“不学诗,无以言。”③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④随后,韩愈也十分重视诗书教化,要求通过诗教提高人们的人伦道德水平。同样,朱熹也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⑤,即达到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

古代语文教育中的诗书教化观,对于我们客观地审视传统、批判地继承传统,通过消解时代局限、剔除封建糟粕,正确处理语文教育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关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深刻的启示作用。

3.交流发展观

古文教育理所当然地是在内外文化交流的推动下发展的。就内部交流说,春秋战国时期有儒、道、法、墨、名、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大学派,后来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鼎盛”时期。南北朝时期更是国内各民族之间文化大交流的阶段。文化交流促进了学术思想的活跃,使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思想和理论得到蓬勃的发展。

至于对外交流,自秦统一中国以后就有很大的发展。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印度佛教以及雕刻、乐器的传入,使我国的文化教育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同时,当时中国与西方、南方及东北各邻邦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包括与日本、朝鲜互派留学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到了魏晋时期,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佛经用玄学语言加以翻译,使汉语吸收了不少外来语,部分佛经也作为汉语文教育的教材使用。隋唐五代对外文化交流更是日益频繁,成为唐朝社会繁荣、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唐朝高僧玄奘为探求佛理,历尽千难万险,终于从印度取到了真经,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对于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汉语里有许多词汇如“世界”“刹那”“功德无量”“五体投地”等都来源于佛经。日本在我国隋唐两代不断派僧侣和学生来中国留学,把中国的文化和各种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差不多和盘吸收了过去。与此同时,国外的逻辑学、音韵学、新医学等也相继传入中国,明代杰出的启蒙教育家徐光启还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当然,“学习西方”与“全盘西化”正如“继承传统”与“全面复古”一样有着本质的区别,“洋为中用”跟“古为今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时在学习理科和数学等的同时,也引进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先进的思想成果,从而促进了语文教育的发展。

内外文化交流对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对于今天我们探索语文真谛、改革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有着很好的启示。

真经之3 语文教育的朴素经验——学法、教法、家训

注重“过程与方法”是语文教育乃至一切教育的要义之一,我国古文教育时期就十分重视学法、教法和家训,而且具有学法与教法并重、读法与写法并重、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并重的特点。所有这些,都不仅可供吸收精髓,从中得到借鉴,而且还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出符合现代要求的新手段、新方法。

1.学法普及化

我国古文教育期的语文教育中,执教的学者们都非常重视对学子的学法指导,简直达到普及化的程度。由于这些学法都来自执教者自身,然后又用来指导学子,所以“学法普及化”其实就是“学法教法化”,大有我们今天提倡的“自主、合作、探究”的意味。至今还值得我们借鉴的学习方法仍有很多。例如记诵和积累,即多诵读,边读边记忆。又如多闻和阙疑,也即要常见、常闻,多观察、多体验;读书时做到先要有疑,有疑处又“须看到无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⑥。又如熟读与精思,即读与思互相为用,熟读与精思也互为表里。古代学者十分讲究和强调这一点,要求熟读以诵读为基础,熟读又是深思的依据,不深思就得不到书中的情味和理趣。由于读和思关系十分密切,因此熟和精的关系也就不可分割。

古人指导读法的书相当多,如《朱子读书法》(宋·朱熹)荟萃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包括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又如《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元·程端礼)强调读书要遵从一定的程序,同时汇集了许多读书方法。与此同时,指导写法的书也很多,如评点文章精粹的《文章精义》(宋·李深),评介名家名篇命意布局独到之处的《古文关键》(宋·吕祖谦),倡导写“放胆文”“小心文”的《文章轨范》(宋·谢枋得),以及《古文笔法百篇》(清·李扶九),《学海津梁》《幼训》《少学》(清·崔学古)等。古人的这些经验之谈,对于今天广大学子的读书作文仍然有着十分有益的指导意义。

2.教法学法化

如上所述,古文教育的通常教法,都来自执教者自身学习的实践,是他们自学方法的提炼和升华,真所谓“教法学法化”。正因为如此,当时最受推崇的教法,至今仍是我们语文教育中值得借鉴的。

当时关于阅读的教法,已经十分成熟。例如导与喻。导,要求教师发挥主导作用,诱导和引发学生思考。喻,要求教师善于打比方,使学生触类旁通。又如序与贯。序,强调了教习方法的系统性和序列性。贯,强调了教习方法的连贯性和原则性。朱熹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列入书院教育的学案,视“学、问、思、辨、行”为序,把由学到行作为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再如适与问。适,即因材施教。问,即启发提问、适时反问。所有这些教法,因为都与学法紧密相连,所以都具有“学法化”的意味,因而也更具有实际的效果。

关于作文的教法,同样是执教者切身感受的体现。例如关于作文指点法,强调多读多作虽然必要,但还需要先生指点作文法度。又如关于集中作文效果好,认为它可以集中全副精力,且目标明确,致力专一,有利于激发写作灵感,越做越巧,越做越灵。再如关于讲究改文的教学技巧,要求改文时精思细致,要待心意虚平时细改,修改时不可追求靡丽等。

古文教育期的私塾中还常有一种融合教法和学法、体现师生合作互动的功课叫对课,即对对子。这是学习语文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精华。鲁迅《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道:“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对课实际上是一种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综合训练,还包含了修辞和逻辑的修养,是汉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贯古通今,应用范围最广泛,生命力最强,最精练也是最经济适用,为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是一种值得发扬光大的有助于学生准确把握语言规律的极好的教学方式。

3.家训示范化

古人很讲究家庭教育,而那些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更认为“天下之本在家”,家齐,然后国治;国治,才能天下平。他们在家教中“教书育人”“身体力行”,为学子作出示范,而其家训又可作为广大学子和家庭的样板。北齐梁颜之推的《颜氏家训》20篇,是我国最早的家训书。之后,宋有司马光的《家范》,明清时这类家训书更多。清代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是清代影响最大的家教书,几乎成为全社会家庭教育的教科书。诸葛亮《诫子书》、司马光《训俭示康》等也都是家训名篇,而且都曾被选作语文教材。这些家训书尽管在宣扬忠臣义士、贤妻良母等封建意识方面有很多消极因素,但还是在培养社会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古代的家训启示我们,语文教育确实不应限于校内,每一个学生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应是学习语文和学习做人的大课堂。忽视了家庭和社会的语文教育,就只能是一种跛足的语文教育。

参考文献:

①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②王充《论衡·自纪篇》。

③《论语·季氏》。

④《论语·阳货》。

⑤朱熹《学规类编》。

⑥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二《答董吾仲论学书》。

王松泉,著名语文教育家,绍兴文理学院教授,在本刊发表的《论语文教育中的四大关系》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责任编校:晓 苏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4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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