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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向大洋彼岸的思念

时间:2018-10-09 02:25:07 来源:笔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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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我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桂子山,参加母校华中师大110周年校庆活动。徘徊在当年居住的学生宿舍门前,流连在曾经蜗居过的教工宿舍鸳鸯楼下;见到了久别的老师们和后来我留校工作期间的校领导。当年意气风发、年富力强的恩师们,如今都已是白发苍苍,令我百感交集,眼前即刻浮现出许许多多的往事。

桂子山,这座散发着浓郁花香的校园,留下了我一串串成长的足迹!哪怕走得再远,哪怕这里留下的也不全都是愉快美好的回忆,但是却是令我思念的地方!我多么感谢桂子山!我又是多么牵挂这方土地上的辛勤园丁——我的老师、那些当之无愧的桂子山人——他们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时时伴随着我,让我感到温馨,给了我不尽的人生动力。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王先霈

桂子山是我人生文学乃至人文主义思想启蒙的地方。

我们是“文革”的无辜受害者,动乱中经历的是残缺不全的中小学教育,又在求知欲望最强烈的时候下放到农村,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任凭宝贵青春无情地在“广阔天地”流逝。是高考制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由于当时桂子山的校舍和教学设施还无法接纳蜂拥而至的“文革”结束后的首届大学生,我们77级中文、历史、政治系的新生只好到京山分院报到。

在京山分院,王先霈老师给我们讲的第一次课令我终身难忘:那天,38岁的王老师留着短短的平头,穿着一件稍稍有些褪色的工作服,非常干练地走进教室,只见他从一摞卡片中取出一张后便从容地开讲、缓缓地道来。我们这些天生知识贫乏的饥饿之徒,瞬间就被他引入丰富的人类文学知识的殿堂……很快,王老师以博学的知识、出众的口才、超强的记忆力,征服了全年级每一个学生。这一课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听他课占座位的现象开始出现。尽管起步太晚,但庆幸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终于开始了。在以后的学习中,我开始涉猎中外经典名著,阅读莎士比亚、雨果、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歌德、但丁这些文学巨匠的伟大作品。我受作品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人类苦难命运者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并开始了对人类自由平等博爱人文精神的追寻。

王老师不仅课讲得好,而且为人正直。在讲课之余,他总不忘和我们谈人生、谈学习方法,给了我很多人生的重要启示。他说:一个人的学习目标和人生目标要始终如一。如果你几十年过去了还在徘徊、寻找人生目标、还在尝试各种学习方法,那这辈子几乎很难有作为。从大学二年级开始,王先霈老师就经历了“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冲击,后来还到采石场采石头,到钢铁厂跟工人一起干活。但是无论到哪里,他对文学艺术的执着追求始终如一,无论在何种环境下,他总不会放弃独立思考,也不放弃训练自己的记忆力。这就是为什么在讲课中,他总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能旁征博引、能大段背诵中外文学作品中的优美篇章。

我们年级很多同学都深受王老师的影响。他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他的生活理念、甚至他讲课的风格,都成为了大家竞相模仿的对象。在大学的那几年里,身边的同学都在不自觉地仿效王老师那样的学习钻研精神:晚上十一点后,在厕所昏暗的灯光下,还可以看到同学们读书的身影;在寝室里窄窄的床边,一盏盏手电照样释放光影。南方的冬天,没有取暖设施,室内室外都很冷。同学们一边跺脚取暖,一边背诵唐诗宋词。经历了“十年动乱”、在窄窄暗暗船舱工作过的我,徜徉在求知的精神世界里,心中充满了理想和希望,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2012年3月,我们几位在美国的校友又有幸和已过古稀之年的王老师在纽约重逢,大家自然是异常激动。王老师虽然已是满头银丝,但是他依旧精神矍铄。王老师的夫人陈老师回忆起当年华师刚刚恢复,王老师被学校星夜派人到江西九江“抢”回来的过程,又把我们的记忆带回到桂子山那难忘的岁月。王老师也特别提到我们这一代学子的学习精神:“当年每天天不亮,我就会被背诵笔记的声音吵醒。每天下课都有学生把我围住探讨学术,晚上还有学生找到我家来,跟我继续探讨。他们就像饥饿多年的人突然得到食物一样,他们对知识的渴求,让我感动不已。我教了这么多年书,最留恋的学生,还是你们。我怀念1978年,怀念那种创新、探索、激情和反思精神。”

我们与王老师一道观览纽约著名博物馆、参观马克·吐温故居、流连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听老师现场评介博物馆的收藏和西方作家、艺术家作品;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漫步,谈论人生经历,回忆在华师度过的时光,轻松愉快而又受益良多。我觉得我是多么幸运!多希望能在这里与老师多呆一段时光!不久,我们又收到老师远隔重洋带来的凝聚心血的一批沉甸甸的论著,老师的爱生之心如此厚重令人永生难忘!

和章开沅校长一起工作的日子

毕业后留校,曾担任中文系管理学生的领导和校团委书记的我,得到时任校领导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对此我至今仍充满感激。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老校长章开沅。

章开沅校长担任华师校长的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国社会处在历史性的转型变更时期,也是华师最为困难的时期。在当时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尽快培养国家空前需要的人才,对他是个严峻挑战。我清楚地记得章校长上任时发出的誓言:我是属虎的,再困难我也会往前走,决不后退——体现了他身上深入骨髓的虎虎生气。在章校长领导下,华师力主打开校门,让学校走向世界,实行开放式办学。在他的不懈推动下,华师和国内外许多大学建立了交流项目,为华师最终走向国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八十年代中期的华师,学生思想空前活跃,学校充满了勃勃生气。曾经在五十年代末期担任过全国青联常委的章校长,始终保持着青年人的朝气。因为懂青年人因此能够理解青年人、处处关心青年人。他热情支持创建校园文化,支持学生举办的各种社团活动,支持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思考和开展的各种讨论。针对青年学生因为对中国未来担忧而对社会现象提出的各种疑问甚至批评,章校长从来都是在热情支持积极鼓励的同时又善于引导,因此他自然深受青年学生的爱戴。我十分怀念在章校长领导下为学校工作的那一段时光,从章校长身上学到了他的理念、感受到了他的正直、睿智和胸怀。有一件事我至今难以忘记:1986年12月,我校团委和学生会,成功接待了香港大学学生代表团的来访。这件事如果放到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期,却是一件颇为敏感的事件,可见我们开放的道路是多么曲折。香港大学学生代表团原本是访问我们的一所邻校的。由于香港是东西方各种思潮汇聚之地,学生思想也非常活跃。邻校领导担心这次互动会对该校带来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学校事务繁忙”为由临时取消了这次计划中的访问,使香港大学学生代表团陷入十分被动的困境。要知道香港大学学生代表团为了利用这次机会深入和内地学生进行广泛交流,分成好几个组准备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出发前新华社香港分社也做了新闻报道,临时取消的后果可想而知。万般无奈之中,香港大学学生代表团负责人找到我校团委和学生会,说明缘由,希望我们能够接待他们。endprint

我本能感觉到这是一次难得的促进香港和内地学校交流的机会,又非常理解和同情香港大学学生代表团当时的处境。向章校长汇报后,他当即表示支持校团委和学生会接待香港学生代表团来访。决定做出之后,校方自然承受了很大的责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章校长拿起话筒对上级主管领导说话时的那段情景。章校长说:“我们坚信我们是在正确理解执行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他目光坚定,话语掷地有声。校长明确有力的支持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按照学校安排,我们热情接待了港大学生。让他们自由参观学校、在学生食堂用餐、和华师学生一起举行座谈、交流互动,分别时,港大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时隔二十多年,因为那次特殊的接待我和其中的两位当年的港大团员——一位已经是非常成功的律师保持着友谊。他们说华师的那次“接待”不仅救了港大学生会的燃眉之急,而且使大家收获颇丰,更直观地感受到内地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异同,了解到内地大学的文化氛围、教学方式、学生特点,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和非常难忘的访问。

章校长是著名的近代史学家,不仅要为学校的开拓发展呕心沥血,还要花大量时间治学研究,付出双倍的辛劳可想而知。1990年冬,章校长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学期间,我曾冒雪去看望他。亲眼看到校长边做研究还要边洗衣做饭,艰苦的工作状况令我感动!从校长身上体现出中国老一辈学者一贯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社会担当。看到校长衣着不够厚实,离别时我将刚买的一件冬季衣服留下,希望能为校长暂御几许风寒。后来我知道,就在那两年,章校长克服海外工作之孤寂与艰难,奔走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之间,为促进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研究,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美国查阅尘封史料时,还意外发现了他金陵大学历史系老师贝德士生前所保存的全部文献。研究整理该文献中保留的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原始资料,日后他撰写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成为日本南京大屠杀的新的、有力的证据。老校长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历史责任感有目共睹、令人敬佩!

谈到华师今天的发展,不能不想到老校长章开沅为提升学校地位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他卓越的领导能力、深厚的学养和高尚的品德、尤其是提携后辈甘当人梯的精神,连同老校长的著作是老一代桂子山创业者们为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亦师亦友的汪文汉老师

汪文汉副校长是我印象最深的另一位校领导。出身中文系的汪老师在教学研究之余,喜欢篮球运动。在篮球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矫健灵活的身影。因为篮球他和青年接缘,不但拥有众多生机勃勃的青年朋友,也使他显得年轻和富有朝气。因为工作需要,汪老师调到学校担任人事处长,后来又担任副校长一职,在执行颇为复杂的国家学校人事政策、处理复杂的人事工作中,他总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倾心关心帮助青年教工。

1986年7月,我在任中文系主管学生的领导时负责学生分配,因为毫无心理准备和工作经验,被来自社会和校内复杂的人事关系搅得焦头烂额,准备辞职不干。汪老师一方面对我耐心劝导,一方面提出学校在使用青年干部时,要注意关心保护他们。在他和时任华师组织部长吴锦琴老师的直接关心下,我渐渐顶住了招生分配时各种复杂关系的压力,以后又逐渐学会适应复杂的工作环境,慢慢坚持了下来。

汪老师胸怀坦荡、朴实磊落,内心如同外表一样一目了然,是一位任何时候都可以信赖的校领导。经历过“文革”动乱的人,往往都会带有“文革”恐惧症,对人戒备心重,不敢轻易说真话。但汪老师一如既往地真诚待人,周围的人也对他以真诚回报、喜欢和他分享内心真实的想法。在那一段最为难忘的日子里,他和他的全家是我最真诚信赖的朋友,也正是他全家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度过了我在桂子山最为困难的时期。

汪文汉老师不管是担任人事处长还是副校长,都竭尽全力为学校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认识汪老师的人总很少听到他说“不”字,他总是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尽一切可能帮教工解决问题,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但从不求回报。在人事政策和后勤服务体制发生冲突的条件下,他总是能为大家设身处地想办法。正是他一改过去人事部门高高在上、等别人求助的态度,将职务看成是服务,而在为教职员工服务的同时,绝不为自己谋取利益,为此他深受教职工好评。由于体制的原因,在担任行政工作时,他还要兼顾教学科研,双肩挑之辛苦亦可以想象。他的勤勤恳恳、为人热情、不计得失的精神一直长留在我的心中。如今我和原来的同事谈起汪老师时,都深有同感。汪老师退休以后,仍在兢兢业业为华师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余热,回国见到心态健康、身体不错的汪老师真为他感到高兴!

与名贵的牡丹和硕大的玉兰相比,桂花是朴实无华、微小而不起眼的。它团簇着点缀于繁枝绿叶间,虽小但具有清香浸入心脾的能量。这些细小的碎金碎银般的花朵,正是兢兢业业的汪老师、还有中文系教书育人诲人不倦的刘兴策老师、像兄长一样的77级学生辅导员邹祖健老师这样一些外朴内秀的华师人的写照。他们德艺双馨,却从不张扬,他们自己就是对“忠诚博雅,朴实刚毅”校训的最好诠释。

每次回国探望年迈的老母亲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桂子山我的老师们。母亲给了我生命,但是桂子山的老师给了我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对生命价值的追求,这是激励我在他乡努力工作生活的不竭动力。

看到风景如画的校园、窗明几净的新教学楼、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馆藏丰富的图书资料、充满各种新思想理念的学生,我在为母校感到骄傲的同时,也羡慕今天的学生能有这样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这是当年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每当桂子山金秋时节来临,我总想象着又回到了母校,我在洒满落叶的林荫道上寻找着记忆、在琅琅的读书声中重拾理想、在皎洁的月光下与恩师们分享着桂花飘香的迷人时光!

汤伟,旅美学者,现居美国纽约。责任编校:晓 苏endprint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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