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之家语文之友同题现代诗赏析教学举隅

同题现代诗赏析教学举隅

时间:2018-09-09 02:25:07 来源:笔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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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诗人的徐志摩,生前曾经游历了众多国家和地区。其中,值得我们注目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就是他先后三度造访过的日本。长久以来,关于郭沫若等“亲日派作家”群体与日本的文化渊源,已经得到了充分而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留学欧美派”作家与日本的关系这一话题,却仍留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空间。在徐志摩以日本为对象所吟咏的诗作中,有一首是写于1924年夏的《留别日本》(《志摩的诗》所收,北新书局,1925)。与之相对照的是,1923年4月郭沫若也曾创作了同名诗作并于同年5月9日发表在杂志《孤军》(第1卷第8、9合刊号)上。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彼时诗坛的两大天才诗人不约而同地以相同的题名进行创作本身就意味深长。本文将以徐志摩和郭沫若的这两首《留别日本》之比较为线索,结合徐志摩与郭沫若各自以日本为主题的纪行诗文进行集中解读,通过对同题材作品的对比赏析来揭示中国现代作家日本认识的多样性问题。

一.两首《留别日本》与两个文学阵营

关于徐志摩与日本的直接关联,如果单凭他曾三次游访过日本这一事实,或许我们很难说他和日本有很深的地缘关系。然而,日本的风土人情是激发他创作欲望的主题之一,而他以日本为背景来创作的文章和诗作也为数不少。在此,先不妨对徐志摩的访日情况做简要的梳理:第一回,1918年8月,乘坐南京号前往美国留学途中在东京靠港停留;第二回,1924年,作为泰戈尔访日的随行人员正式游访日本;第三回,1928年6月,前往欧洲旅游途中经停日本,在神户、横滨和东京短暂游历、寻访友人。

首先,我们来考察两首《留别日本》各自的创作背景。1924年陪同泰戈尔一起访问完日本的徐志摩,回国之后随即前往庐山修养,在此期间他陆续翻译了一系列泰戈尔访日时所做的演讲。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访日之时的种种回忆和场景被逐一诱发,随之挥笔写就了《留别日本》。而郭沫若的《留别日本》,则是他在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在日留学生涯后,1923年4月和家人一同离开日本、回归祖国之时心绪的凝结和表达。郭沫若在自传《创造十年》中曾这样记述道:“一九二三年的三月,在福冈住了四年零七个月的我,算是把大学弄毕业了。(中略——笔者注,下文同)北京没有去,带着家眷仍然回到了上海,动身的一天又恰好是四月初一”[1]。郭沫若选择的路线是从北九州岛门司港出发乘坐海船归国,而这要花费将近整整一天时间的海上归途,似乎也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封闭时空,让他整理自己离别日本的复杂心境,同时也唤起内心深处对回归祖国的美好憧憬。而从《留别日本》结尾处所属的日期“四月一日”可以推测出,这首诗歌正是他四月一日在海上归途中所写。

不同作家的作品在精神层面和审美形态上往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和体现着他们各自所属文学团体的整体风格和美学理念。在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大潮中,以徐志摩等作家为代表的英美留学阵营与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留日作家群,虽然在文学观念上呈现出不同的倾向与特点,但都以其厚重的文学实绩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传播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留学欧美作家群大都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文学本体的独立性与个体心灵的自由抒发;与之相比,留日作家在创作方面则多倾向于从社会现实出发,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工具作用。尽管他们在二三十年代针锋相对、论战频繁,尽管也都存在着各自的偏见与缺陷,但正因其迥异文学观之下衍生的不同文学创作恰恰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难得的共生共荣的文学现象,从而生成了既对立却互补、多元发展的文学格局。留学日本的郭沫若乃是创作社的文学领袖,而留学欧美的徐志摩是新月社的创始人和核心人物。对这样两位背景截然不同之诗人的同名诗作进行比较解读,考察他们各自的日本体验,我们或许能从中窥探出不同流派作家日本认识的差异之所在。

二.异样的“日本体验”,两极的“心象风景”

那么,这两首作品又到底蕴含了徐志摩和郭沫若二人各自怎样的日本认识呢?

1924年,作为泰戈尔随行人员的徐志摩从日方得到了访日全程的经费支持。不仅如此,甚至被视为贵宾而礼待有加,从而全身心地体味到了一般普通中国人无法经历的游访体验。而更为重要地是,随着游访日本主要城市的行程的深入,徐志摩亲眼目睹了经历过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普通民众努力重建家园的身姿,加深了他对日本人民所持好感的同时,也给他提供了反省中国民众之国民性和社会问题的契机。

郭沫若在日本开始他的新诗创作之始,怀抱着一种亲近自然的思想,并曾用大量的笔墨持续地书写和赞美了日本自然之美。然而,到了《留别日本》之时,他却一反前状,创作了一首饱含民族愤怒之情的特别之作。从不同于徐志摩的视角和体验出发,将他郁积于内心的情感借助诗歌的形式爆发出来。郭沫若对于自己曾经所遭受的来自日本人的人种歧视遭遇进行过这样的控诉:“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本来支那并非恶意,有人说本是‘秦字的音变,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则比欧洲人称犹太还要下作。”[2]可见,郭沫若的处境和身份与作为外国贵宾来访日本的徐志摩相比无疑是天差地别。对于一名只是在异国求学苦读的留学生郭沫若而言,对日本的认识最先还是来自于日常而细碎的生活体验。沉重的生活和经济压力以及前途未卜的内心苦闷等等,这种种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艰辛体验在他笔下的《创造十年》中充满了字里行间(见附表)。

(1)异邦与故国:作为镜像的日本

前文所述徐志摩与郭沫若各自不同的日本体验,也在其二人的同名诗作《留别日本》中有所表达。接下来,我们对两首作品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诗节对比请参照下表,带圈字符表示其在诗作中的相应小节数)。

从诗人的立场而言,徐志摩的诗作总体上是以回到中国之后对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进行回想的方式来书写,而郭沫若的作品则表现了他将与曾压迫他的日本诀别。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两首作品却有着相同的构造,那就是:以日本为镜,在与日本的对比之中来反观自己的母国。而就诗作中所呈现的对异邦与故国的态度而言,徐志摩总体上表现出对日本文化的倾倒和对日本异国情调的憧憬(比如第一节、第六节)。与之相对的是,对于自己母国的中国,却站在批判者的立场,控诉现实中国的不满而追怀古典文化的盛况。徐志摩的这种思路,不仅仅是在诗作中,在他随后谈及日本之行的演讲稿《落叶》(1924年秋)中也有所体现:endprint

再看日本人天灾后的勇猛与毅力,我们就不由的不惭愧我们的穷,我们的乏,我们的寒伧。这精神的穷乏才是真可耻的,不是物质的穷乏。我们所受的苦难都还不是我们应有的试验的本身,那还差得远着哪;但是我们的丑态已经恰好与人家的从容成一个对照。我们的精神生活没有充分的涵养。[3]

郭沫若却正好相反,他则是秉持一种类似国族主义的主张和立场,在对日本进行批判的同时表达了一种期盼早日回归祖国的心境。比如诗歌的第二节和第五节,当时的日本无论是多么先进而美丽的国度,但在郭沫若的眼中看来都无法和自己的祖国相提并论。全诗洋溢着要向祖国飞奔而去的“回归”心态。诗作中的这种心境,同样在自传《创造十年》中能够找到对应:“‘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中略)在‘五四以后的国内青年,大家感受着知识欲的驱迫,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我处在国外的人却苦于知识的桎梏想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我爱人的怀里。”[4]如此这般发自心底的呼声,无疑可以看作是郭版《留别日本》最相称的注脚。

(2)“理想之国”与“文明监狱”

正因为徐志摩和郭沫若二人经历了异质性的日本体验,秉持着迥然不同的立场,怀抱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决定了他们诗作中各自所描绘出的“心象风景”抑或是“日本形象”也自然呈现出两个极端。在中国古典文献以及传说中,时常能够见到用“扶桑”来指称海上仙境,比喻一种世间乐土。而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也延续不断地得到继承。徐志摩诗作中所描绘的日本景象,正如这种古典传统所言,是犹如“扶桑”一般的理想国式的存在。长期在日本这片土地上实实在在生活过的郭沫若则与之相反,因为亲眼看过、全方位体味过日本的不同侧面,所以他对日本的态度怀抱着赞美与不满的两面性。而在郭沫若版的《留别日本》中,他只是单单选择将他长期在日本郁积的不满、苦闷、不自由的一面尽情地倾吐了出来。正因为如此,滞留了长达十年之久地日本,在他的心中成为了一所无形的监狱。《留别日本》则正是给他十年留学生涯画上终止符一般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

事实上,在《留别日本》创作前后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内乱以及关涉到民族存亡的各种政治问题给了郭沫若思想上很大的冲击,而这种影响也非常直接地体现到他的文艺观念中。在1923年9月9日发表于《上海周报》第18号上的《艺术家和革命家》一文中,郭沫若这样论述道:

“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命,我们不能论议他宣传革命的可不可,我们只能论他所借以宣传的是不是艺术。假使他宣传的工具确是艺术的作品,那他自然是个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以他的作品来宣传革命,也就和实行家拿一个炸弹去实行革命是一样,一样对于革命事业有实际的贡献。”[5]

在郭沫若早期的诗论中,他主要倡导诗歌本体的艺术性。到了1923年,他却开始强调文学家的社会责任以及要重视文学的社会性。而1924年5月,他开始著手翻译河上肇(1879—1946)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受其影响,他的文艺观为之一新,自称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随后,他便将文艺的社会使命与革命性作为文学创作的信条。如若将这一时期的徐志摩与郭沫若相比,我们能明显地意识到“如果说徐志摩是自然之子,那么郭沫若更像是一位社会之子”[6]。徐志摩不仅仅是没有将自身定位为启蒙家的自觉意识,而且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提出质疑,并提倡一种普遍性的个人主义:“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7]因此,即便是以相同主题来创作的同名诗作,郭沫若采取的是从阶级论的视角来批判日本,呈现出一种革命者的姿态。而徐志摩则是一以贯之地倾注真实的情绪和感受,最直接地抒写了自己对日本的认识。

结 语

中国人古往今来都对日本有着深厚的兴趣与密切的关注,对日本的言说也从《山海经》的想象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有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代表的风俗记,有以王韬的《扶桑游记》为代表的旅行记,有以戴季陶的《日本论》为代表的论说文,还有周作人笔下描绘日本文化的一系列小品文等等,可谓不胜枚举。而伴随着这些形式各异、视角不一的日本言说的出版和传播,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形象从最初的虚幻之像变迁为现实之像,近代中国知识人鲜活而多面的“日本体验”也浮出水面进入公众视野。本文所选取的徐志摩与郭沫若,都以现代诗人的身份观察日本,体验日本,进而以诗歌的形式抒写了各自所理解的日本。我们也通过对二人同名诗作《留别日本》的比较解读,从一个侧面考察了徐志摩的日本认识。正如前文所述,长期在日本生活过的郭沫若其笔下所呈现的日本较为复杂而且多面。与之相比,徐志摩的日本纪行诗文中所描绘的日本形象,则是一种“理想国”式的“扶桑桃源”,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于受到贵宾式接待的公式化访日给他带来一种情感体验的错觉,并由之生发出一种如海市蜃楼般的“心象风景”。与鲁迅、周作人以及郭沫若这类知日派作家相比,徐志摩的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日本形象尽管难免稍显片面而且单纯,但作为近代中国知识阶层日本观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横截面,却也不容我们忽视。

注释:

[1]《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文学编第12卷,166页。

[2]郭沫若《关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宇宙风》1936年9月第25期。

[3]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一卷《散文1》,467页。

[4]《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73、74页。

[5]《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文学编第15卷,192页。

[6]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29页。

[7]《列宁忌日—谈革命》,原载1926年1月21日《晨报副刊》。

裴亮,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endprint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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