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之家语文之友往事历历记心头

往事历历记心头

我1934年8月出生于武昌,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以前,母亲将姐姐、我和弟弟带回我们的故乡湖北随县府河镇刘家湾。到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鬼子侵占随县,在随县城乡无恶不作。那时我的父亲刘宪文在国民党军队第5军第96师任职。为了家人的安全,父亲要我的六叔从西安回到随县老家,护送我的母亲、姐姐、我和弟弟到昆明去。我们一行五人经过辗转奔波,于1942年底到达昆明,那时我已满八岁。

从1943到1945的三年中,我先后在昆明的两所公立小学读书。那几年常常听父亲讲他在广西、云南和缅甸参加抗日战争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一直清楚地记得杜聿明、余韶、黄翔、史迪威等人的名字,记得昆仑关、缅甸、密支那、野人山、高黎贡山等地名;我曾经看到第5军军长、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杜聿明送给我父亲的一张半身的黑白照片,照片的反面用毛笔写了题词:“章武兄惠存 杜聿明赠。”章武是刘宪文的号,名字和号都是我的爷爷、清代末年的秀才取的。只是杜聿明的那张照片,自我家1946年1月离别昆明后,再也没有见到了。

2012年,我和妻子黄赛琴为了祝贺兴慧姐80寿辰,帮她编辑和内部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著作《桑榆文集》。在这本《文集》的第一组文章《往事杂忆》中,姐姐简略地记述了1939年父亲刘宪文随杜聿明军长率领的第5军奔赴昆仑山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情况。最近我读了《二战纪实——中国远征军》一书,书中记述在1939年12月18日,我国第5军军长杜聿明指挥作战,向被日军占领的昆仑关发起攻击,到12月31日,昆仑关战役胜利结束,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少有的成功的正面攻击战,沉重打击了日本王牌军队第5师团,在我国南方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父亲与第5军所有参战将士一起,为保卫祖国立下了战功。在昆明时,我曾在家里看见过一面日本的膏药旗,这是在昆仑关战役中缴获的一件作为纪念的战利品,后来这面旗子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兴慧姐在《往事杂忆》中还简略地记叙了1942年初,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要求,中国政府决定组建一支远征军,仍由杜聿明统率第200师和96师赴缅甸作战。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父亲刘宪文原来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也是在这一年,我的弟弟从十堰市给我传来一篇在网上流传的文章,其中也谈到第5军进入缅甸作战和刘宪文投入抗战的情况。从那时起,我对中国抗日战争史比过去更加关注,对于中国远征军出国打仗的经历和命运也格外关注。这一两年,我陆陆续续购买和阅读了多种中国抗日战争和远征军出征的著作。

在杜聿明、郑洞国等合著的《古来征战几人回·亲历滇缅抗战》一书中,第一篇就是第一路中国远征军副司令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写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这篇文章记述了中国远征军组织的由来,第一次出征缅甸遭受失败的原因和教训,等等。反映了这位抗战将领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勇于担当的气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杜聿明是第一路中国远征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深知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滇缅路这条国际交通线安全畅通,而只有保卫仰光海港的安全才能保全滇缅路。但缅甸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既想利用中国军队协同防守缅甸,又怕中国军队取得胜利后,会引起缅甸人的亲华排英情绪。英方的犹豫不决,使得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一波三折,丧失了有利战机。英国方面当时甚至宁愿把缅甸丢给日寇,而不愿意让给中国,这种与中国不合作的态度,是导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此外,蒋介石过分迁就英美、放弃对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远征军第一主要负责人罗卓英失职,也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杜聿明还明确指出“中国远征军惨败,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责任更大”,“我最大的责任是1942年4月19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这些都说明作为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杜聿明严肃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真相的求实态度。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国作战仍然是有贡献的。例如1942年3月8日,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5军第200师到达同古。3月20日在同古保卫战中,第200师英勇奋战,与数倍于我方的日本侵略军浴血拼杀12天,给凶恶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惊呼这是南进以来第一次受挫,“是缅甸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二战纪实·中国远征军》一书也指出:“同古保卫战,从战役、战术的角度讲,打得非常漂亮,非常精彩,共歼敌5000多人,自身伤亡不到2000人。此役不仅打得精彩,撤得也很潇洒,最后所有物资、伤员都没留下一个,用杜聿明的话讲,‘连一个伙食挑子都没留下”。“一个不满员、没有空中支援、没有战车和火炮配合的中国轻装步兵师,在面对两支拥有空地一体、步坦一体作战实力的日军主力师团时,那种以弱敌强的精神,以少胜多的战绩,攻防有度的战术,使日本军人不得不折服。不仅如此,同古保卫战也轰动了世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写道:同古之命运如何,姑可不论,但被困守军,以寡敌众和英勇作战之经过,实在为中国军队之光荣簿中又增添新的一笔……”《亲历滇缅抗战》一书的“前言”指出:“远征军牵制了日军主力,打乱了其战略布署,无形中增加了盟军的力量,使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交汇在一起。这就是中国军队在此次入缅作战的最大功绩。”这也正如《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所说:“中国远征军应英方的请求,紧急入缅支援英军对日作战,历时近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多次给英缅军以有力的支援。中国远征军的苦战虽未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但中国远征军首次出国与盟军协同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顾杜聿明的一生,他所走过的道路也不是很平坦的。1924年他20岁时,是黄埔军校第1期的学员,后来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将领。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统率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毛泽东1948年12月17日曾发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但杜聿明没听毛泽东的忠告,在淮海战役中继续与人民解放军对抗,结果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和战争罪犯。1959年获得中央人民政府特赦。1964年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明确地认定杜聿明是国民党高级爱国将领、抗日战争的功臣。对杜聿明在政治上、思想评价上和职务安排上的显著变化,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抗战历史的尊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因为杜聿明在解放战争时期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而否定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国难、英勇抗日的历史功绩。“杜聿明被俘时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承认,六年后,他承认了共产党的伟大。”他住在单人房间,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三种病都治好了,脊椎结核也将痊愈,他激动地对医院管理处的负责人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呵!”这是他肺腑之言。endprint

我还仔细阅读了原第5军第96师师长余韶先生撰写的回忆到缅甸远征的《挫辱而归的第一次远征》一文,它原载于四川的《文史资料》杂志,后来收进了杜聿明、宋希濂等合著的《远征印缅抗战》一书。这本书中的文章都是原国民党将领对于抗日战争亲身经历的回忆。《挫辱而归的第一次远征》详尽地记述了第96师官兵从1942年3月初进入缅甸作战到8月下旬回到云南的苦难经历。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走出国门,在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战,重创日寇;在入缅友军失利、日本侵略者切断第5军军部和96师归国通道的情况下,他们奉命回国,先是穿越群猿啼鸣的原始森林,后来在大雨滂沱的雨季,在道路泥泞难行和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走过人烟稀少和蚂蝗、蚊虫成群的野人山时,蚂蝗吸血,蚊虫叮咬,各种疾病传染病流行,翻越山高路险的高黎贡山,一路上许多官兵不是病死,就是饿死。但撤退人员抱着一定要活着回到祖国的坚定信念,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8月下旬抵达滇西剑川,回到祖国的怀抱。

使我感到特别亲切和欣慰的是,余韶师长在《挫辱而归的第一次远征》一文中,多次指名道姓地讲到我的父亲、96师287团团长刘宪文在赴缅远征中的表现。如讲刘宪文在缅甸战场上与余师长通电话后,果断地派部队驱逐伪装成难民企图闯中国抗日阵地的亲日军的缅甸奸细;记述了288团与287团刘宪文、朱昆岳两部夹击日本侵略军,使日寇“四面挨打,被歼殆尽”;指出“我官兵的壮烈牺牲精神,令人感泣!”还叙述了日寇为救援其被围困部队,派飞机猖狂向我军扫射,“刘宪文情急生智,跑到敌尸中,捡起一面太阳旗铺在开阔的大桥上,敌机两度低飞过此,果然相继逸去”,正是刘宪文以不顾个人安危的壮举,保护了我军官兵的安全。余师长的文章比我父亲在昆明时对子女所讲的故事更加具体、生动。我认为这不只是对第96师官兵的赞扬,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

我们先说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200师戴安澜师长吧。1942年5月18日,他率领第200师官兵与日军激战,在突围时不幸身负重伤,到5月26日因伤过重又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无法治疗,光荣殉国。戴安澜将军牺牲后,人们在他的皮包中发现了他给妻子和友人各写了一封信。1942年3月22日,他在给妻子荷馨的信中说:“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其真诚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在戴将军这种崇高言行的带动和影响下,中国远征军的官兵可说绝大多数都是“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爱国者。1942年秋天,在第5军留守处所在地广西全县,李济深先生主持了一个全国规模的悼念戴安澜的追悼会。在戴安澜的遗像前,放满了花圈和挽诗挽联。既有国民党的高官蒋介石、陈诚、何应钦、白崇禧等赠送的花圈,又有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等赠送的挽诗和挽联。毛泽东专门赋诗赞颂戴安澜将军的英雄气概和壮烈事迹:“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毛泽东还亲自向戴安澜的家属颁发了“为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前面谈到的1938年9月担任国民党军队第96师师长余韶,参加远征军赴缅作战回国后,1943年1月调第5军任副军长,1948年8月他与从前的上级领导程潜一起参加长沙和平起义,也是对建立新中国有积极贡献的有功人士。还有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的黄翔将军,他原任96师副师长,后调第5军军部新编的训练处工作,入缅作战时是远征军游击司令。他在余韶升任副军长后接任96师师长。黄翔和刘宪文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黄翔进黄埔军校比刘宪文早,刘宪文1930年7月在黄埔军校(当时叫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第7期毕业。黄翔是刘宪文的老领导,两人相处很好。1944年父亲曾带我们到黄翔师长家里去过。1949年上半年,黄翔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在香港宣布起义,受到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后来黄翔将军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住在北京。1985年夏天,我曾带着父亲刘宪文给黄翔先生的书信和我主编的几本书去他家看望(当时他家住在北京东城区下礼士路的一个四合院里),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他亲笔为我父亲写了给武汉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推荐信,推荐刘宪文加入同学会;他和夫人还给我送了小礼物哩。黄翔先生晚年生活安宁,热爱摄影,是摄影家,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几次看到关于他在新加坡、美国等国举办黄翔摄影作品展的报道,在国内外他的摄影作品都有一定的影响。以后他到美国去定居,就没有机会与他联系了。

以上这些我见到和经历的事例,说明中国军人赴缅甸抗日,都体现了那种为了保卫祖国、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共同奋斗的崇高信念和高尚情怀。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的阅兵仪式开始时,最先接受检阅的正是抗战老兵的乘车方队,他们当中既有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老战士,也有中国国民党的抗战老战士,既有几十年前参加新四军抗战的娃娃兵,也有20世纪40年代国民革命军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和印度抗日的年青士兵,他们都是为抗战胜利立下功劳的前辈,理应受到中国人民永远的尊敬。

至于说到我的父亲刘宪文,在抗战胜利后,因为上级将他调到重庆第5军官总队第4大队担任大队长,他于1946年1月带着全家到了重庆。1947年秋至1949年1月他又被派到南京。他是国民党陆军大学乙级将官训练班的上校学员,在那里毕业后,1949年2月派他回到武汉,在以白崇禧为首的华中长官公署担任上校附员职。这年3月国民政府国防部电令调他到国民党316师当上校副师长。那时正是淮海战役之后,他的老上级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国民党另外两名高官邱清泉和黄维被打死,他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不愿再为国军卖命,拒不到差,而留在武汉等待解放。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前夕,白崇禧及其华中长官公署向南方逃窜,刘宪文不愿跟着逃走,便留在武汉变卖家产买织布机学习织布,以维持生计。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为稳定国内局势,保障社会稳定和支持抗美援朝,国家于1950年冬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刘宪文为逃避镇压,便以外出做小生意为名,离家潜逃外地。1951年初,因我所在的湖北省教育学院附属师范普师科师生奉省教育厅之命,集体从武昌迁往汉川马口镇喻家集,更名为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我在得知父亲潜逃、公安局经常到家里盘问刘宪文下落这些情况后,及时向学校团委(因为我是团员)、班主任如实地汇报了情况。此后数年,刘宪文一直没有任何音信。直到1957年元旦那天上午,忽然有一名从香港回到武汉的中年妇女,将刘宪文托她带的信送到我家(那时我的家住在武昌候补街操家塘),将信给我母亲后就慌忙地走了。我那天下午从中文系回到家才看到这封信。信中说他1950年底逃亡香港后,一直生活在香港,没有固定的职业,很想念家里人。信中有几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香港的气候是炎热的,我只身在外,心里是冰冷的;香港城市是繁华的,我一人在外,心里是孤寂的。”可惜当时家里没有照相机,我不能把这封信的原件照下来,那时整个武汉市可能也没有复印机,我无法将这封信复印下来。我很快地将这封信给华师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和粮道街派出所所长看了,他们都说我可以与父亲通信,要如实地讲我母亲和兄弟姐妹四人的工作、学习、生活等情况。如果他真的想回武汉,欢迎他回来。endprint

从1957年1月到9月,我与父亲来往信件多次,他知道我母亲身体较好,生活安定,我们兄弟姐姐分别在大学或中学当老师,小妹妹在读小学,工作学习都较好,他就放心了。他本来早就想回武汉,但又怕自己是逃亡的反革命分子,回武汉后可能受到惩罚。正在犹豫之中,却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周恩来总理发出的号召,欢迎逃亡在外的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弃暗投明,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怀抱;爱国不分先后,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不究既往。在通过与家人半年多的多次通信后,父亲刘宪文下定决心于9月下旬返回武汉。为避免发生误会和回武汉受到阻碍,他9月24日夜晚在香港的旅馆内写了一张字条:“反革命分子刘宪文逃到香港达六七年之久,因从报上看到周总理的讲话,决心响应总理的号召回归祖国。”9月25日他携带行李走上深圳大桥时,将这张条子交给了边防哨兵,哨兵准许他进入深圳。26日他在广州乘火车北上,27日回到武昌家中。粮道街派出所负责人和中文系总支书记与刘宪文相见时都与他亲切握手,表示欢迎。那几年刘宪文向有关部门认真交代了他逃往香港后的情况,粮道街戈甲营居委会办的夜校请他讲课,派他参加修筑汉丹铁路,安排他当街道民办清洁员等;他的工作和劳动多次受到居委会的表扬。但到1963年4月搞城市五反运动时,武昌公安分局在粮道街派出所却给刘宪文戴上“四类分子”帽子,后来几次评审都认为刘宪文表现比较好。他几次写学习收获体会都表示要“更加努力地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做一个新人,在有生之年,一定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劳动,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一息尚存,此志不渝”。直到今天,我重新读到他写的这类反省过去历史和汇报学习体会的材料,都忍不住热泪盈眶。记不清是1969年底或是1970年初,按武汉市公安局的规定,凡是武汉城区的“四类分子”,都要遣返回原籍劳动改造,四类分子的配偶即使有选举权,也要跟随回乡。就这样我的母亲(有选举权,属人民内部矛盾)便和父亲一起回到随县刘家湾老家。回随县后的那几年,父亲从事做力所能及的劳动,如放牛、拣牛粪等。为了减轻家乡党支部、村委会和农民群众的负担和保障父母的基本生活条件,我每个月都给父母寄生活费,每次汇款时都要给父母写信,要父亲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成为新人。随县县委统战部和公安局得知刘宪文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上校团长,又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几乎每年都要他给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的人士写信或写广播稿,劝告他们为新中国的统一做些实事,他每次都认真地做了。

1975年,华国锋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宣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的建议,决定对国民党县团级和县团级以上的旧军政人员进行特赦。真没想到,我父亲竟然是随县第一个被特赦的人员,并且很快就要我到随县将父母接回到武汉。1985年11月1日武汉黄埔军校同学会发出了批准父亲加入武汉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通知。他有时也参加武汉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1990年10月初,年过80的父亲给我写了一首旧体诗《示兴策》:“人活八旬死何恨,台湾割裂费忧思。一国两制实现日,应有专文慰我知。”很明显,这是仿照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名作《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写成的。这首《示兴策》的复印件我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1991年父亲病逝。他生前喜欢看书看报,十分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我想,如果他知道2015年9月3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老兵和中国国民党的抗日老兵,包括到缅甸、印度参加过抗战的中国远征军老兵,都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日参加了盛大的阅兵活动,并且是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坐在车上最先接受检阅,感受国家和政府最高领导人与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战老兵的真诚热爱和尊敬;如果他还知道他的老上级、起义将领余韶写的《挫辱而归的第一次远征》的文章,记述了刘宪文在广西、云南和缅甸英勇而机智地投入抗日战争,立下汗马功劳,而且这篇文章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并且收进了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如果他还活着,可能还会和大家一起纵情欢呼: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当然,说刘宪文对抗日战争有积极的贡献,只是就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来讲的,决不是说他过去的一切都好。他长期为国民党军队效劳的经历,使他看待事物的立场、观点和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记得1945年下半年西南联大学生和昆明市许多大学生、中学生举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游行,却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造成了“一二·一”惨案。于是昆明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刘宪文当时就是站在国民党军队的立场,反而认为是学生在“闹事”。又如1950年底,他逃亡到香港六七年,虽未到台湾去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但在香港也参加过与新中国为敌的组织(据他本人所写的交代材料),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2015年7月8日,我和老伴很高兴地到七·七事变爆发地观赏,游览了卢沟桥,参观了坐落在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观看了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览,受到了生动而深刻的教育。2015年9月3日,又在电视机前认真观看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盛况和空前隆重的阅兵仪式,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次纪念活动的确办得极其成功,有很鲜明的特色,充分体现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主题,它必将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深刻的集体记忆。特别是国共两党的抗战老兵一起在北京接受检阅,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与缅怀,也是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有力呼唤。

我深深感受到,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我国人民就要更好地铭记祖国苦难的历史,继承和发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努力地提高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作为一名在师范大学学习、工作和生活了60多年的老年教师、共产党员,虽然我已年逾八旬,但我仍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继续发挥老年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知识上、经验上的优势,向更多的中青年和少年儿童讲述中国人民过去苦难的历史,通过多种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使他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今天我国人民的和平与幸福来之不易,从而更自觉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更加积极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要特别重视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使他们更加健康地成长,更加努力地开创美好的未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

刘兴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曾任本刊主编。endprint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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