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之家语文之友为何称“项王”

为何称“项王”

马焌

近来,再读《鸿门宴》时突生疑惑:是时,项羽为诸侯上将军,尚未自立为王,且怀王也并未封他为王,缘何文中多次称其为“项王”“大王”“君王”?再读《项羽本纪》时又发现,在《鸿门宴》这段选文之前,类似的称呼竟从未出现,而此时的出现,是否太史公刻意而为?

实际上,太史公在修《史记》时对历史人物的称谓相当严谨。即便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开始也只称刘邦为“刘季”,揭竿反秦后称其“沛公”,项羽分封后称其“汉王”,直到他击败项羽即皇帝位后才尊称其为“高祖”。从中不难发现,哪怕是汉代的开国之君刘邦,其称谓的变化也是随着历史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着。据此,我认为,太史公修史至此,突然改变项羽称呼,绝非随意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暗含深意的。那么,这其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

回到《鸿门宴》中,出乎意料的是,“项王”这一称谓竟然首先出自刘邦集团中重要谋士张良之口。

张良日:“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日:‘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日:“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

此处,张良既称刘邦为“大王”,又称项羽为“项王”,这是为何?称刘邦为王不是因为张良在逢迎刘邦,而是因为一个约定——怀王提出的“先入咸阳者王之”。谁先人咸阳了?当然是刘邦。按照名义上“共主”的约定来称呼“大王”,似乎具备法律依据。那又为何要尊称项羽为王呢?我认为,因为慑服于项羽的威势。巨鹿一战,项羽打得秦兵闻风丧胆,打得诸侯心惊胆战。之后,项羽帐下大将黥布又轻松攻下了刘邦集团守卫咸阳的重要关口——函谷关,这更使刘邦集团的每一个人大为震惊。私下里称项羽为“项王”,足以表明项羽当时的威势确实震慑到刘邦集团的每一个人(包括刘邦本人)。所以某种程度上,尊称项羽为王何尝不是源自内心的敬畏。

综上分析,张良称刘邦为王是按照怀王的约定,而称项羽为王则是依据对方的实力。

但很显然,约定是比不上实力的。这一点可以从张良在新丰鸿门时再次称呼二人时的变化可以看出。

张良人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

此时,张良依旧称呼项羽为王,却只称刘邦为“沛公”。这里有张良能够审时度势,代表刘邦示弱于项羽的原因。毕竟,此时项羽为诸侯上将军,兵四十万,且气势正盛,凭刘邦的那些人马与之相争,无疑是以卵击石。既然此时的刘邦尚无法与之分庭抗礼,那只能乖乖地去鸿门赴宴,当面请罪解释,并且承认其领导地位。刘邦本人虽并未直接称项羽为王,但解释时“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臣战河南”“令将军与臣有邰”,三次当面称“臣”的言辞,就已言明尽管同在怀王麾下,但自己是不敢与项羽同列的。作为领导的刘邦尚且如此,张良就更不必言说。当然,识相的不仅是张良,樊哙在大帐之内与项羽交谈时,当着刘邦的面也同样是“沛公”“项王”的称呼。

据此,刘邦的下属称项羽为王既是因慑服于项羽的威势,也是因形势所迫。张良、樊哙尚且尊称项羽为王,项羽的下属更是视项羽为天下不二之主。所以,项伯在刘邦、张良面前一口一个“项王”,范增召项庄舞剑时亦称项羽为“君王”。

根据上文的分析,尽管先人咸阳,但称刘邦为王的只有刘邦内部的人,身处汉朝的司马迁在为文时也依旧使用“沛公”。而项羽得到双方阵营的认可,在此之后的《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在为文时大都改称其为“项王”。可见,司马迁让张良第一个称“项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暗示此时称呼“项王”实乃众望所归,更是借来自项羽敌对阵营的张良之口宣布自己对项羽的看法,承认项羽的历史地位。此时的项羽已是无冕之王,历史地位已经确立。司马迁修《史记》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故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此时的项羽虽名为诸侯上将军,但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时,那些久经刀光剑影的将领们却“无不膝前而行,莫敢仰视”,这表明项羽已经拥有了君王的威严;殷墟之上,立章邯为雍王,这表明项羽已经开始行使君王的权利。可见,项羽在率军未入关之前,虽未称王,但已经相当于“王”了,“入关”只是一种标志。因此,在司马迁看来,刘邦之破关入咸阳是无效的,项羽一入关即为有效。尊重人物历史地位的司马迁修史至此,开始称项羽为王也就不显得突兀了。

项羽因反秦的功劳最大,当下的实力最为强大,在那天下无主的时代被各方尊称为王,这也隐含了太史公的一种暗示——时代的变迁。秦末,各路诸侯关起门来称王的比比皆是,或是农民义军首领,抑或是原先六国的王室宗族,但此时暴秦已诛,项羽在个人声望上已到达顶点,项羽虽还未分封天下,但自己的阵营尊称他为王,其他阵营(包括敌对阵营)也尊称他为王,属于“项王”的时代已经到来,之后的分封也只是个形式而已。同时,这一时代却又蕴含着危机,因为于乱世中称王称霸,依仗的不再是血统,也不再是君主的约定,而是自身阵营的实力。项羽因势最大而被尊称为王,但他若不能行“王道”,当他的势力有所削弱之后呢?那必定是群雄并举,逐鹿中原。

总之,除了仍自称“籍”外(项羽一直自称“籍”),项羽已经从人关的那一刻起已经成长为“项王”。同时也因为成长为“项王”,项羽的心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日:“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日“善”。(人关前)

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日:“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日:“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入关后)

人关前,章邯想要投降,尽管项羽已有主张,但仍然“召军吏谋”,好歹发扬了一下“民主”,最终分封了自己的仇敌(项梁之死和章邯有着关联)。但到了入关后,沛公左司马曹无伤告密之时,项羽的心理、行为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得知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后,项羽当然是大怒,刘邦不经自己册封胆敢称王,还反了你!这时的项羽哪里有刘邦在名义上与自己仍同属于怀王集团的顾忌,哪里有师出无名的忌讳,原先的那点“民主”早已忘了干干净净,立刻决定“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没有其它理由,就是替我打败刘邦的军队,这充分暴露了“项王”的心态:以我为尊,独断专行,目空一切。而这一心态的变化不仅影响了项羽今后的人生之路,也影响了其他人物的历史命运。既然项羽被称作王,不管之前和其他人有着怎样的关系,现今却会多了一层关系——君臣关系。刘邦集团很好地把握了这层关系,处处礼让,极大地满足了项羽骄横的心态,最终在鸿门得以全身而退。相反,本来和项羽关系密切的亚父范增,在项羽不采纳其计后,竞怒称其为“竖子”,耍起了“亚父”的威风,这终究为二人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以上所言,不正是项羽成为“项王”后心态急剧变化的结果?所以,项羽称谓的变化,不也传达出太史公想要给后世读者的某种暗示吗?

总之,在注重称谓的古代,太史公持笔修史时在称谓上必定是慎之又慎。纵观《项羽本纪》,项羽居江东未渡前,皆称其为“籍”。须知秦二世元年,项羽已二十三岁(已冠佩字),而古人在二十岁行冠礼后,须改称其字,不可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太史公明此理仍称其名,以示此时的项羽在其心中尚未真正成年。待其隨“八千人渡江而西”后,正式改称其为项羽,从此以“项羽”之名驰骋到那场轰轰烈烈的反抗暴秦的大业中,而当反秦大业已成之后,再以“项王”之名留于青史。“项王”于项羽而言是一份荣耀,是对其在反抗暴秦中所立下不世之功的一种表彰;同时也是一份责任,遗憾的是,他日后的所作所为并未能够肩负起本当属于他的历史使命。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6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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