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之家语文之友193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科书

193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科书

李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1929年中小学暂行课程标准颁布后,原定以一年为实验期,期满后根据各地报告修正,后又展期一年。至1931年6月,教育部组织中小学课程及设备标准编订委员会,其中孙俍工、夏丏尊、周予同、马涯民负责中学国文。委员会分别于6、7月开会两次,但意见不能统一。1932年,教育部重新聘请委员,中学国文科由孙俍工、夏丏尊、伍俶负责。委员会于8月1日起开会五日,修正各科课程标准,自11月起陆续公布。1932年课程标准公布后,因各地中学意见较多,教育部于1935年10月约集实际办学者及部分专家开会研讨,约请的国文科专家为喻传鉴、夏丏尊,形成了一些报告。到1936年2月,教育部又请专家根据先前的报告和各地教学情况再加研讨,这次聘请的专家中,国文科为夏丏尊、杨振声、伍俶。随后颁布了新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1932年的高中国文课程标准,规定高一学习文章体制,高二学习文学源流,高三学习学术思想。1936年新标准对此做了较大调整,将文学源流作为高中三年的国文教学内容,而文章体制、学术思想都不再出现。

自1933年起,各出版社开始依照1932年《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编辑教科書。《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卷列出1933-1936年初版高中国文教科书15套。我们找到了世界书局杜天縻、韩楚原《杜韩两氏高中国文》(1933-1934年),立达书局罗根泽、高远公《高中国文选本》(1933年),中学生书局《高中当代国文》(1934年)、《高中标准国文》(1934年),中华书局刘劲秋、朱文叔《高中国文读本》(1934年),商务印书馆傅东华《复兴高中国文》(1934-1936年),何炳松、孙俍工《复兴高中国文课本》(1935年),正中书局《高中国文》(1935年)及北新书局《高中混合国文》(1935-1936年)等9套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所选文章绝大部分为文言文,且都按1932年《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规定,“第一学年以体制为纲;第二学年以文学源流为纲;第三学年以学术思想为纲:各授以代表作品”。依据1936年课程标准编辑的高中国文教科书,我们仅找到了世界书局蒋伯潜《蒋氏高中新国文》(1937-1939年)与中华书局宋文翰、张文治《新编高中国文》(1937年)[1]。它们与1933-1936年间出版的高中国文教科书一起,同时流通。为了论述方便,本章一并讨论。

第一二册以文章体制为纲的教科书,按文章体制分类标准的不同,可分两类。

第一类在《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分类的基础上,加入小说、诗歌、戏剧等纯文学作品和发刊词、宣言等现代应用文体。这类教科书包括赵景深《高中混合国文》、刘劲秋《高中国文读本》、《复兴高中国文课本》、《高中当代国文》、《高中标准国文》、立达书局《高中国文选本》,世界书局《杜韩两氏高中国文》等7套。

赵景深编辑《高中混合国文》第一二册时,面临如下问题:“在初中,我们已经讲过作文法了,我们也很清楚的能够分别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以及议论文了;那末,再讲文章体制,还有什么可讲的呢?”[2]为此,他“参考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徐伯鲁《文章明辨》,吴讷《文章辨体》,唐彪《读书作文谱》,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吴增祺《文体刍言》,林纾《畏庐论文》,杨启高《中国文学体例谈》,薛凤昌《文体论》等书”后,最终选择了“姚鼐的十三分法”。[3]

《高中混合国文》第一、二册各9单元,每册第1单元是总说,其余16单元分别为序跋、传状、哀祭、碑志、颂赞、箴铭、诗歌、辞赋、论辨、书牍、赠序、杂记、小说、戏剧、奏议、诏令。相比于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的分类,赵景深多出了诗歌、小说、戏剧,并将《古文辞类纂》中的“书说”改为“书牍”。这说明在赵景深看来,时代不一样了,姚鼐的十三分法需要调整。“在这十三类里,诏令、奏议等类都已失去时效,我们预备选用不远时代性的文章;诏令不收妄自尊大,奏议不取阿谀奉容,此外,也讲一点诗歌、小说、戏剧的分类。其余比较专门一些的词、散曲、文评、歌谣、民间故事、神话、弹词、鼓词、影词、皮黄…等,此处都不曾详叙,其实也无须详叙;一般人最常用的究竟还是文章。”[4]

除在分类上略有增改外,《高中混合国文》与《古文辞类纂》最大的不同,是通过选文所体现的文学观念。《高中混合国文》“对于语体文亦极注重”[5],选了不少现代人的文言文。传状类没一篇古人作品,所选4篇作品分别为尚秉和《民党死事传》,章炳麟《徐锡麟传》,宋庆龄《自传一章》,汪兆铭《自述》。因“现代作家中写序最好的是周作人先生”,故序跋类选入周作人《燕知草跋》、《杂拌儿跋》。书牍类选入周作人《郊外》,俞平伯《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胡适《欧行道中寄书之三》。杂记类选入巴金《威司利》,丰子恺《旧地重游》。碑志类选入郑振铎《记黄小泉先生》,刘复《武七先生的人格》,章炳麟《赠大将军邹容墓表》。哀祭类选入梁启超《祭蔡松坡文》。梁启超的文章跟桐城古文完全不是一路风格。“启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6]选入梁启超的文章,说明赵景深显然不是依古文家眼光编选这套教科书的。此外,哀记中沈承《祭震女文》,杂记中姚希孟《山中嘉树记》均来自明代郑元勋编选的《媚幽阁文娱》,郑元勋编辑是书,以为文者,“供人爱玩”,“悦人耳目,怡人性情也。”[7]这种文学观念跟姚鼐等人大异其趣。况且,赵景深选入小说戏曲,古文家也不会看上眼。所以,赵景深虽袭用了姚鼐的文章分类方法,跟其文学观念却大不一样。

在中华书局1934年初版的《高中国文读本》第一册中,编者刘劲秋认为:“选文分类,始于昭明太子之《文选》,及任昉之《文章缘起》,是后代有变更,至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而始完备。姚氏类分十三,曾氏增益而归纳之,别为十一,较有系统,今从曾氏。惟以时间性之关系,不能无所更张:因归纳‘诏令‘奏议于‘书牍类,易其名为‘书说,以‘书括之,从古制也;易‘词赋为‘美文,从今制也,余仍其旧。”[8]因此,《高中国文读本》第一册75篇作品,分别归入论著、叙记、传志、书说、杂记、序跋、美文、典志、赠序、哀祭10类。跟赵景深相似,刘劲秋也将同代人的作品归入前人划分的体系中,例如高一涵《立志》被归入论著类,汪兆铭《中国学报发刊辞》被归入序跋类。这说明刘劲秋虽沿袭了曾国藩的分类法,但跟曾国藩的文章观念并不相同。

刘劲秋和赵景深在编选过程中,都用现代人的眼光发现“清人的文体分类法”之“不科学”[9]处。赵景深说:“姚鼐的分类,不是依据一个标准,而是依据好几个标准而分的”,[10]像“《谈动》、《谈静》都是‘书牍,但内容却是‘论辨,又如第一册《祭夫徐敬业文》是‘哀祭,但形式却是‘辞赋。”[11]刘劲秋把论著等10类归入记叙、议论、说明、抒情4大类中,但有些小类,可能被切分入两三个大类中。同为序跋,刘因《庄周梦蝶图序》被归入议论类,汪兆铭《秋庭晨课图跋》被归入记叙类,许慎《说文解字序》则被归入说明类;同为典志,朱熹《崇安新置社仓记》被归入记叙类,曾巩《襄州宜城县长渠记》被归入说明类;同为书说,晁错《论贵粟疏》被归入议论类,谢枋得《却聘书》被归入抒情类,苏轼《拟校正陆挚奏议上进劄子》则被归入说明类。

第二类教科书糅合古今分类方法,自创一格,以傅东华《复兴高中国文》为代表。

在商务印书馆1934-1935年初版的《复兴高中国文》 第一、二册中,傅东华认为“体制”二字包含三层意义:体裁、体类和体性。体裁有三种解释:一为语言性质上语体文、文言文、语录体等;第二,从语言排列及声律上分别,如文中散体、骈体,诗中古体,律体,绝体等;第三,从文章目的上可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体类“是文学因演进及习惯而构成的类型,旧的如文有《古文辞类纂》所分的十三类体,诗有歌行,乐府,谣,吟等类;新的如诗歌,小说,戏剧,传记,小品文等类。”体性也有三种解释,一是风格的区别,像“典雅”“远奥”“精约”等,二因人而别,像《沧浪诗话》中的苏李体、曹刘体等,三因时代而别,像《沧浪诗话》中的建安体、黄初体等。体裁属于作文法及文学形态论研究的范围,体类属于文学进化论研究的范围,体性属于修辞学中风格论部分所研究的范围。而体裁中的第三类,初中已详细讲过,体性要等高二讲。所以高一学习的“文章体制”,实际上是体裁中的第一二类和体类。旧的分类法,像《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都不精密,何况现在处于新文学的建设时期,新的分类法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标准统一,二是包括新旧一切文体。按照这两个条件,傅东华将古今作品按照自己的独特理解重新归类。

像这样将古今文体分类法混合在一起,受到部分人的指责。有人批评《杜韩两氏高中国文》文体分类混乱且不全面:“连珠本赋之一体”,“楹联既特设一组,何以独缺骈文?唐代文学,律诗绝句既举,胡不及乎传奇?且变文,发现虽云较晚,而中国文学演变上实居重要地位,亦竟落选:是皆有待商量者。”[12]其实,类似的问题普遍存在,并成为30年代政府不予审定高中国文教科书的主要原因。负责审查教科书的国立编译馆于1936年底上教育部呈文中说:高中国文教科书“送审者仅四部,一经签令修正,殊少再送审查者,推原其故,谅由文章体裁新旧杂糅,编者欠于分析,混其观点,莫得指归,为其大梗。”[13]

第二学年以文学源流为内容的教科书,按编者立场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傅东华《复兴高中国文》为代表,以近代文学观念重新观照中国文学史。另一类以正中书局《高中国文》为代表,仍站在桐城派的立场理解中国文学源流。

傅东华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复兴高中国文》第三、四册体现了编者对“文學”的价值判断:风格清新,表情真实自然,能够反映时代的作品是好作品,无病呻吟、涂脂抹粉、矫揉造作、“载道”的作品是没有价值的。他主要通过比较不同流派的作品来突出这些价值判断。

傅东华以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黄遵宪《聂将军歌》及严复《译天演论自序》代表近代文学。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后评到:“像这样‘杂以外国语法的‘新文体,就是从古文到现代语体文学的一种过渡形态;我们从近代文追溯到古文,应以认识这种文体为起点。又就本文而论,我们不但可以认识这种‘新文体,并可以认识这种文体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这时代背景的认识,也是本学年精读各文中所要特别注目的一点。”[14]在《聂将军歌》后评到:“精彩处在通篇都是具体的描写。”这两处评论,实际交代了傅东华的部分文学观念:欣赏文学应顾及时代背景;文学作品要有“具体的描写”。

在清代文学部分,傅东华特别注重桐城派、阳湖派和“性灵派”之间的对比。他以吴汝伦《严译天演论序》、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吴敏树《与筱岑论文书》、姚鼐《登泰山记》与方苞《游雁荡记》代表桐城文章;以恽敬《游翠微峰记》代表阳湖文章;以龚自珍《说京师翠微山》与袁枚《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代表性灵文章。他认为,“《说京师翠微山》的作者将人情赋与了山”,《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将山神话化(第三节)”。这两篇作品“都是想象作用,也就是所谓‘性灵,性灵就是‘能解人意中郁结;人无可说或要说说不出,而我代他说出,便是有性灵的文章。”而像《游雁荡山记》中“游山而觉‘兹山不可记,便是没有性灵的自白。但知其不可记而记之,其旨在于示人以‘圣贤成己成人之道,这就叫做‘见道之文,也就是‘文以载道。从这课和前课的比较上,可以看出‘性灵派和‘载道派的一个鲜明的对照。”《游翠微峰记》所代表的阳湖派古文作风“朴直”,这种“朴直的作风是桐城阳湖两派的古文所共同的,因此这两派的古文大都使人感到干燥而无情趣。”姚鼐《登泰山记》“于朴素中见冲淡情趣,为桐城派古文的最高境界。”

在明代文学部分,傅东华特别注重性灵文学与归有光等人作品的比较。他认为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中的“自伸其才”和归有光《项思尧文集序》中的“自得”差不多。但《雪涛阁集序》“以为时变文即不得不变,故主张古不可复”;《项思尧文集序》“以为古人所以传,为有所自得,我果有所自得,则亦古人矣,故主张古不可效而可追”。所以归有光“虽与公安竟陵同在反对复古的立场,而风格究不一样。”

跟《复兴高中国文》不同,胡怀琛编辑,正中书局1935年初版的《高中国文》第三、四册在勾勒文学源流时深受桐城派的影响。

胡怀琛认为,“清代散文,在其初期,犹未能尽除明末余习;或颓废,或叫嚣,芜杂殊甚(一二名家为例外),至方苞而始归于‘清醇雅正,其后姚鼐继之,遂演成‘桐城一派,今人对于桐城文,或誉之,或毁之,观点不同,殊难决定为谁是。总之,在该时代,不得不有此文,是桐城文乃时代之产物。论桐城文者当于此点着眼。”[15]并称赞“自姚鼐选《古文辞类纂》一书,分文体为十三类,乃始精密;而于各体复穷源竟委,详为阐明,撰一序文冠于卷端,学者得此,对于中国文体之演变,可以知其大概。今选录于此,以便诵读。”可见他对桐城派的评价相当高,故选清文时着重于清初古文三大家及方苞、姚鼐与曾国藩。

胡怀琛论文特别注意理出古文文脉。他将“铭诔各体”之源溯至《礼》,故选《小戴·檀弓》11则。将“纪传铭檄”溯至《左传》,故选《左传·季札观乐》。认为“推理之文者,多导源于《孟子》及《庄子》”,像韩愈为“得于《孟子》者”,苏轼为“得力于《庄子》者”,故选《庄子·逍遥游》与《孟子》5章。“欲溯中国抒情散文之源者,不得不穷究《史记》也”,故从《史记》中选《屈原传》《孙子传》《李将军传》。因“后之作记叙文者,除《史记》外,亦兼习三史”,故选《后汉书·班超传》,《三国志·出师表》。在学习唐宋八大家与清代古文家作品时,胡怀琛特别着意作者风格来源。他区别韩柳甚为细致。“柳宗元之思想亦与韩愈不同。韩之思想纯属儒家;柳则多读周、秦诸子书,故其文之佳者,多学诸子之寓言”。“柳宗元之散文,在唐代与韩愈并称。然二家蹊径不同。宗元文以游山水小记为最佳,盖被谪于永、柳二州,其他亦多佳山水,谪居闲暇,得以纵览泉石之胜,写来笔下,尽成佳构。不特为柳文特色,抑亦后世山水游记之祖也。其源虽出于《水经注》,然《水经注》则不过偶尔一两句,不及宗元能独立成篇也。”他很注意区别宋代古文家和清初古文家各自文章的渊源。“老苏之文,出于战国策士”;东坡之文“有一二似庄子处”;“王安石文,出于先秦法家”;曾巩“其文亦多源出于刘向”。侯方域之文“豪迈不拘,然亦间有草率处。于司马迁为近”;魏禧之文“凌厉雄杰,慷慨淋漓”;汪琬之文“从容不迫,颇能演欧阳永叔归震川之余绪也。”

在选近代文时,胡怀琛亦着力于跟桐城文的远近。他认为“清同、光以后,以至民国之初,文之尤可观者,分为数派:其一,演桐城之余绪,自曾国藩而下,如吴汝纶以及桐城诸作者是也。其二,以周、秦诸子之文,译西洋小说学术者,严复是也。其三,以唐人传奇之文,译西洋文学者,林纾是也。其四,以极通俗之文,畅谈时务,梁任公是也。其五,从龚自珍入手,一变而为奔放绝塵之笔,用以写革命排满之文,南社诸作者是也。此外派别尚多,难以尽述,而章士钊之政论文章,亦为其一。”[16]于此五派中,他选严复译《天演论导言七》、林纾译《肉券》、章士钊《赵伯先事略》而不选梁启超之文,即着眼于跟桐城派关系的远近。

胡怀琛认为清初散文未能尽除明末余习,或颓废,或叫嚣,芜杂殊甚,实际指向公安竟陵、袁枚李渔等人,自然不选其文。对于古代小说,胡怀琛也不看重,唐传奇仅选《南柯太守传》备格,明清长篇小说节选《三国演义》一段。这虽跟傅东华《复兴高中国文》截然不同,但在当时也非常具有代表性。[17]

可见3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科书第三、四册虽大都按“文学源流”编制,但因编者所站立场或“正统”或新锐,教科书所呈现的“文学源流”实际并不相同。

第五、六册以“学术思想”为纲组织内容的教科书,据侧重点不同,可分为两类:正中书局《高中国文》侧重“思想”,以《复兴高中国文》为代表的其它教科书均侧重“学术”。

傅东华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复兴高中国文》第五册“所包种类为学术概论,文献学,考证学,文字学,史学,及宋明理学心学;以时代言,为自现代上迄北宋”;第六册“所包种类为佛学,诸子学及经学;以时代言,为自唐上迄周秦。”[18]这两册依据冯友兰、胡适、梁启超等近人的学术观点,勾连中国学术史。一面照顾时代线索,一面突出学派划分。全书顺序基本由清代上溯先秦,于各代思潮各有侧重。清代侧重考证学、颜李学派、文字学、史学。宋明侧重理学心学。唐代学术不发达,傅东华没有选讲。汉末魏晋六朝侧重佛学、黄老与方术。先秦侧重孔孟、荀子、老庄、韩非、公孙龙子、墨子。为了突出各学派,《复兴高中国文》并不严格遵循时间顺序。许慎是东汉人,为了集中学习文字学,却将《说文解字叙》放在清代讲。为了集中讲述理学心学,将孙中山《知行总论》放在王阳明之后讲。对于某些学派,《复兴高中国文》并没有选其代表作品,而以后人研究成果来代替,比如讲老子时,课文为高一涵《老子的政治哲学》,讲墨子时,课文为胡适《墨子小取篇新诂》。

在讨论清代学术时,傅东华受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影响,特选其中“泛论清代学术之承传分派”的一二节“作以后各课之总引”[19]。傅东华将清代学术分为汉学、颜李学派、小学与史学四大块。汉学部分选入江藩《汉学师承记》以明“汉学传统之概略”;以顾炎武《答友人论学书》“代表清代学者反对宋明心性之学的意见”;以《答李子德书》“见清代朴学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态度”;以《清朝先正事略》中《阎百诗先生事略》“示清代汉学家之考证方法”。颜李学派部分选入戴望《颜习斋先生别传》,“所谓躬行实践之学,可于此传见之”;以颜元《学辩》“代表颜习斋一派之实用主义之教育主张”;以李塨《颜先生存学编序》“说明其师学说为‘复古道”。小学部分以戴震《六书故序》、许慎《说文解字叙》、朱骏声《转注假借说》、王引之《经传释词序》、周予同《关于甲骨文》“略窥中国文字学之梗概”。史学部分以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章学诚《史释》、何炳松《中国史学之演化》说明治史的态度及史学之演化。

在讨论宋明学术时,傅东华深受冯友兰的启发,并将理学、心学当作宋明学术的重心。因冯友兰说:“周濂溪盖取道士所用以讲修炼之图,而与之以新解释,新意义。此图说为宋明道学中有系统著作之一。宋明道学家讲宇宙发生论者,多就此推衍”,故选入周敦颐《太极图说》。因冯友兰认为“明道伊川兄弟二人之学说,旧日多视为一家之学。但二人之学,开此后宋明道学家所谓程朱陆王”,故节选《明道语录》与《伊川语录》。选张载《西铭》,课后“暗示”中引冯友兰之语称张子之学“以气为万物之本体”,注重“除我与非我之界限而使个体与宇宙合一”。选陆九渊《与李宰第二书》及杨简《绝四记》,引冯友兰“象山哲学中虽只有一世界,而仍言所谓行上行下。至慈湖则直废此分别”以明陆杨异同。因冯友兰说:“阳明之学,彻上彻下,致良知三字实可以包括之”,“其学之主要意思,见于所著《大学问》一篇”,故选王守仁《大学问》。

傅东华对于先秦至魏晋六朝学术的理解也多受胡适、梁启超等人的影响。讨论魏晋学术时选入梁启超《中国佛学之发达及其特色》。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一部易经只有三个基本观念,(一)易,(二)象,(三)辞”,傅东华深以为然,故在《复兴高中国文》先秦学术部分选入《易·系辞》。

与《复兴高中国文》不同,穆济波编,正中书局1935-1936年初版的《高中国文》第五、六册虽也以“学术思想”为纲,但侧重“思想”。

该书出版前,穆济波就有关中学国文教科书出版事宜托人与商务印书馆接洽。1934年,柳诒徵致信商务印书馆编辑何炳松,“近晤穆等81人当丞。济波字鹤卿,中国先生谈及中学教科陆维钊等言。仅书亟须改良,穆先范毕时任商务生创京创办办理。一新体,分编六十围紧缩自组可难论》一供师生自由教立第一师大学教授授自由研究之用,解说后,任上军总司参考,蔡元培均极详备,其要旨尤在,诒徵因此国文教法使一般学子得知吾售熊先生事国民族根本及海穆先生另有历史文化演进之要和新文化运印书馆。诒徵叹为从来中等国作…任东南大文教科未之良法年26岁,有之良法亟须改良,不由别人代,兹将其任南京国希冀为油印样本寄呈,提倡售《新唯识台览16年任当也,幸以教育家眼光详加孑民,浙江孑民,浙江审订,如贵馆教育孟晋为能采觅之多纳辜鸿用此种课本,十二月十兼容并穆先生愿先生致过以出版之事相业,也新学(属,其如何订约之学研细处希与穆先生40年),京高直接。其中年中进士,商榷。闻孟晋为爱国女校校穆先生另有函致执很快,两写介事,诒徵吸坐,立刻就因此,历任南授自由书体裁精善,特再等传统立第一师具书介绍,希但不知穆穆先生冀为是一个即可为之一中等教育国文教法开一时任商务”关新纪劳。说:“元,倏将业,也想高。19生相识。虽明不以鄙意为过当也。”关…”[20]但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版穆济波所编教科书,倒是半年后正中书局出版,穆济波所编的《高中国文》第五、六册,着力点确在“吾售熊先生事国民族根本及海穆先生另有历史文化演进之要”。

《高中国文》第五册前六篇作品为其它高中国文教科书所未曾选,“俱为有关吾国古史较早之传说,凡述我民族之开化者必将有取于是。”[21]《国语·鲁语上·展禽论祀爰居》“揭示之‘禘‘郊‘祖‘宗‘報五种祀典,为我民族立国立教之精神所在,与世界其他民族之崇拜一神或多神者之宗教观念绝异。盖完全出于崇德报功之‘人文的‘伦理的思想,而非沿于迷信故也”。《国语·楚语·观射父对昭王问》表明“吾族文化精神自古即极端注重人事”。《春秋左氏传·剡子论官》“言我国古代官制之始也”。读《易·系辞传下·古者包羲氏章》“可知古之所谓‘王天下者,惟一要则为能开发生产文化以裕民生”。《诗·商颂·长发》与《诗·鲁颂·宓宫》“见吾国古代由氏族社会而进于封建社会时间之史实。其所歌颂者,不外生产文化之增进与民族膨胀力之开拓,祖德宗功,莫大乎是。”

该书讨论儒家思想时重点彰明民本与“公天下”。穆济波抓住《论语·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章》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句,认为“二千年来,生民之祸愈演愈酷,皆不均不平之所致也。儒家公天下之心,徒见诸虚文,可叹也。”选《礼记·礼运·大同小康章》,“此孔门之师说,‘小康之治,仅足以救乱于一时,必一返于‘大同之世而后可以根本弭乱。拨乱反正之功,一言以蔽之曰,‘务公去私而已。”认为《孟子·万章问·尧舜禅让禹传子章》“发挥圣人‘公天下之心,最为透彻”,“中国之必为民主的国家,即为我民族固有的政治先天性之显现作用,孟子启之于二千年以前,中山行之于二千年以后,时代社会虽不同,其实质固一也。”认为《孟子·梁惠王上·齐桓晋文章》“发挥孔门王霸之辨,指斥以力服人者纵可成功,亦绝非长治久安之策,王道精神在于生民而不在于杀民,在于以所养养而不以所养害其所以养。必以使民皆得其养,而后可谓行仁,故以制民之产足遂其生为王政之本。”选《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章》,慨叹“今日之知识界,上不能为孔孟,下不能为陶冶,而残羹冷炙不以为耻,诚哉其不如荷蓧许行只能自食其力也。”选《孟子·滕文公下·夫子好辩章》,认为“孟子与杨墨之争,为公天下而争,非为个人之见或为一家学派异同之见而争也。”

该书讨论两汉学术时,重点在政论家及今文经学家的事功方面。选贾谊《论积储书》,“所云驱民于农,使得自食其力,使民有积储而后可以给国用治安之要,完全注重于国民经济之稳定。非仅剥削民力以供政府之积储而已。”选晁错《论守边备塞书》,“汉兴以来边计之未备,乃倡选常居者,屯田筑城,厚利禄,予匹敌,以安其居。行赏赎罪,以鼓其气,使人民有效死乐生之心,庶可与国同休戚。今日边患日急,备边之法亦异,然徙民实边,实为不易之法,读此文可作筹边捍患者之一助。”以董仲舒《限民名田疏》“见儒家均平政策之经济的思想之一般。”选贾让《治河奏》,“汉人治经,以切实用为主,不但引经断狱,且治水亦按经义,后人但谓汉儒徒知训诂,殆诬言也。”选刘向《极谏外家封事》,“汉儒治经术者,每喜言灾异,盖欲以天变可畏,救正人事之失,自董子以来,莫不如是。”选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切责当时儒者狭隘不容异己之弊甚切著。”

讨论清代学术时,穆济波选入黄宗羲的《原君》,这是该篇首次出现在高中国文教科书中。他认为,“黄梨洲于鼎革之际,目击亡国惨祸,乃痛切言之,以为后世戒。然犹未敢倡无君之论,若道家言也。至十八世纪欧洲民约论出,民主政治思潮,席卷天下,与吾国固有民本思想暗相媾合,而中山先生民权主义,乃随时代而产生,以形成后来之中华民国,则此文固代表一时代觉醒之精神,未可忽视也。”

穆济波对玄学、佛学,宋明理学、心学均不热心。其它教科书讲魏晋南北朝学术,重点在玄学与佛学,而穆济波仅在副篇选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正文四课几乎都跟玄学佛学无关。宋明本是哲学史家和学术史家浓墨重彩的时代,但穆济波也不看重,周敦颐、张载、二程、陆九渊等重要人物的作品都没有选进来。

综合穆济波编《高中国文》第五、六册的内容,与其说侧重学术,不如说侧重思想,“要旨尤在,诒徵因此国文教法使一般学子得知吾售熊先生事国民族根本及海穆先生另有历史文化演进之要和新文化运印书馆”。这两册教材所彰显的“吾国民族根本”,是儒家的“公天下”与民本思想。不仅讲先秦学术时随处点明。宋代学术选欧阳修《本论》,清代学术选黄宗羲《原君》,也都为究明“民本”思想在后代的演进之迹。

注释:

[1]《蒋氏高中新国文》并没有严格按照1936年课程标准编辑,前四册以文学源流为纲,后两册以学术思想为纲。

[2]《高中混合国文》(第一册),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第24页。

[3]《混合国文编辑大意》,《高中混合国文》(第一册)。

[4]《高中混合国文》(第一册),第24-26页。

[5]《混合国文编辑大意》,《高中混合国文》(第一册)。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中华书局,2010年,第128页。

[7]郑元勋:《文娱自序》,《媚幽阁文娱》,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

[8]《第一册编例》,《高中国文读本》(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9]《高中混合国文》(第一册),第24页。

[10]《高中混合国文》(第二册),第15页。

[11]《高中混合国文》(第二册),第17页。

[12]王恩华:《国难后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师大月刊·卅二周年纪念专号》,1934年12月17日。

[13]《国立编译馆呈文》,《国立编译馆馆刊》第20期,1936年12月10日。

[14]有关该书的引文均来自相关课后暗示,不一一注明。

[15]《宣左人哀辞》题义,《高中国文》(第四册),上海:正中书局,1935年。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来自各课题义,除特殊情况外,不再一一注明。

[16]《赵伯先事略》题义,《高中国文》(第四册),上海:正中书局,1935年。

[17]何炳松、孫俍工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复兴高中国文课本》对于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一篇都没选,编者虽然明白公安竟陵在晚明文坛不能忽略,但仍不选其文,这跟胡怀琛的做法相似。

[18]《第五六册编制说明》,傅东华《复兴高中国文》(第五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9]有关本书的各引文均来自该书相关课文的课后暗示。

[20]方继孝:《商务印书馆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收藏》2006年第2期。

[21]《易·系辞传下·古者包羲氏章》题义,《高中国文》(第五册),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本文有关正中书局《高中国文》的引文都来自相关课文后面的“题义”。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7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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