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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对人生虚妄的抵抗”

时间:2018-08-07 02:23:00 来源:笔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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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南+付秀莹

李德南:让我们循例从你的写作之路谈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你曾读过文学的研究生,按常规而言,很多人会一路读下来,先硕士,后博士,毕业了留在高校,从事学术研究,但你最终选择了写作。这里面是否有什么机缘?

付秀莹:真正意义上开始发表小说,是在2008年。那时候还在读研,无知无畏,一上手就写长篇。我读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原来的想法也是想做做学问,但后来还是阴错阳差地,搞起了创作。一个偶然的机缘是,在研二的时候接受了一个命题作文式的长篇任务,跌跌撞撞地,吃了不少苦头,受了很多煎熬,却也因此引发了对小说的好奇心,开始尝试。

李德南:创作与研究,无高低之分,要紧的是选择适合自己的,从中得滋养,得乐趣,发挥个人才能。由“好奇心”开始,在小说创作的路上越走越远,其中的机缘,想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你看来,今天成为一个小说家需要有哪些准备?或者说,一个小说家应具备怎样的教养?虽然你如今并没有从事学术研究,但是曾经的学院训练是否给你的文学创作带来影响?

付秀莹:一个小说家需要有哪些准备呢,大约,首先应该是对世事的敏感,对生活有好奇心。小说家一定是对生活有个人理解的人,触角纤细,对这个人世的冷热痛痒十分易感。从这个意义上,小说家的幸福感受度要较旁人为低。同样的人和事,小说家在体验深度上可能走得更远一些。研究生时代读过一些书,都是囫囵吞枣的,不成系统,所谓的学院训练好像也谈不上。若说影响,因为主要是当代文学方向,对当代文学史了解多一些。写作这件事,其实跟学历关系并不是正相关。起作用的大约更多的是禀赋、天分、才华、性情以及耐力等因素。

李德南:学院教育的意义,更多是为一个人的问学提供平台和便利吧。的确,写作跟学历没有必然的关系,学术研究也同样如此,但是不管是写作还是研究也好,最终跟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又有很大关系。你所说的禀赋、天分、才华、性情以及耐力,等等,我觉得对一个人的作品的底色有决定性的作用,学识与修养则决定着一个人及其作品的视野和境界。也可以说,在刚刚开始写作时,禀赋、天分、才华、

性情是非常重要的,比学识和修养要重要得多;而对于坚持写作来说,对于如何写得更好而言,耐力、学识与修养同样必不可少。

我最早读你的作品,读的是《爱情到处流传》这一篇“流传”很广的作品,后来又陆续读到了你的《花好月圆》《小米花开》《旧院》《迟暮》《绿了芭蕉》等等,让我想起不少学者关于抒情传统的论述。陈世骧曾经认为,“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于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以字的音乐作组织和内心独白作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中国抒情道统的发源,《楚辞》和《诗经》把那两大要素结合起来,时而以形式见长,时而以内容显现。此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便在这个大道统的拓展中定型。所以,发展下去,中国文学被注定会有强劲的抒情成分。”普实克、高友工、王德威等学者也认为,抒情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特质,或是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重要维度。我觉得,你的写作参与了抒情传统在当代的重构,你遣词造句、经营意象的方式,可看出对文学传统的传承,但小说中人物的精神意识又是非常现代的。你的写作受益于中国古典文学,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好奇的是,在你看来,西方文学对你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

付秀莹:参与抒情传统在当代的重构,我把你这个评价当作很高的赞誉。但其实做得还远不够。我也很赞同陈世骧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学的荣耀和光荣,确实在抒情传统中。从审美趣味上,我对这些几乎是一见钟情,热爱到痴迷。有时候仅仅是一个眼色,甚至一个标点,立刻就心领神会了,所谓的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但老实说,西方文学就隔膜得多了。我大学本科是英语专业,早年也尝试读一些英文原著,发现,读原著要好得多。我总怀疑,是不是翻译的缘故,致使总是让人觉得“隔”,觉得难以下咽,即便细嚼慢咽,也很少能化成自己的血肉。这大约也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化”的能力。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书读得不少,创作谈也写得好,讲起来也头头是道,就是小说写得让人不免失望。这大约还是一个“化”的问题。

李德南:你的《花好月圆》《旧院》《爱情到处流传》等作品发表后受到广泛关注,这些作品,也包括你最近发表的《绿了芭蕉》,都很有辨识度。你的《对面》《出走》《幸福的闪电》《你认识何卿卿吗》《那雪》等,也是非常不错的作品,但发表后好像得到的关注的程度没有前一类作品高。也许是因为文坛对一个作家的接受,也包括批评界对一个作家的关注,会有风格上的考虑。最有个人风格的那部分作品,总是格外受欢迎。你如何看待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风格对一个作家来说重要吗?

付秀莹:一个作家有自己的风格,固然是好的。风格就是个性吧。相较于风格,我其实更喜欢另外一个词,气息。成为一个有个人气息的作家,我觉得是很难的。读者能从你的文字中感受到你的气息,一望而知就是出自你的笔下,有强烈的个人标识,就是你所说的辨识度,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高下的重要标准。你说得对,最有个人风格,或者说,个人气息最浓郁的那一部分作品,可能会更能走进读者内心。所谓的气息相投,大约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可能有人担心风格也会构成障碍或者束缚,努力突破自己就成了另外一种焦虑。但私心里觉得,文字的个人气息是不大容易改变的,似乎也没有必要刻意改变。可能随着年纪渐长,会有自然而然的变化发生。个人气息或者个人风格,总是珍贵的。当下小说写作的同

质化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李德南:如何看待你的职业和你的写作?徐则臣曾经讲过,作为一个编辑需要读大量不怎么好的稿子,这会对写作造成干扰。每次在写作时,他会选择读一些非常好的作品,以顺利地进入写作状态。你是否也遇到类似的困扰?

付秀莹:我倒是没有这样的困扰。相反的,读了大量的平庸的稿子,倒激发起自己的写作欲望了,所谓的技痒,大约就是如此。可能人有时候需要这种,怎么说,叫做自信也好,叫做斗志也好。读了非常好的,好到令人难以企及的,因为惊艳,也因为震撼,有时候会是绝望,觉得,有文在此,不写也罢,反而会有审美的眩晕,短暂的休克,很难轻易回到自己的写作中来。在《小说选刊》做编辑,算是职业读者,每个月要读大量小说,好处自然是视野宽阔一些,现场感强一些。坏处是,总需要下判断,对小说这件事就更清晰一些。清晰绝非好事。写小说最好的状态,是浑沌。这也算是一种干扰吧。

李德南:你的《旧院》从一个家族入手,写人,写世情,写一个地方的风俗,我读后一直印象深刻。我觉得这篇小说的题材和结构都非常适合写成长篇,但最后呈现的却是中篇的形式。你是否更偏爱中短篇小说的形式?在你看来,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写法上有哪些差别?

付秀莹:究其实,可能还是更偏爱中短篇吧。尤其是短篇,我尤为钟爱。到目前为止,我写得最多的,也是短篇。总觉得,人生也好,生活也好,是由无数个片段组成,短篇或许更能传达生活的某种意味。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一段小心思,有时候只是一声叹息,就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短篇。中篇容量更大一些,结实有力,或许是好的。短篇则要空灵,不说的比说出的还要多。长篇该是浑沌的,有烟云缭绕,一言难以道尽。就我个人来说,写短篇更过瘾,速度,激情,燃烧,不断的开始,危险的一次性,十足的挑战性。短篇的艺术难度大约是最大的。

李德南:从目前的状况来看,70后作家显然更偏重也更擅长写作中短篇小说,并且有不少作家的作品从世界文学的范围来看,也不比其他国度的同龄作家逊色。相比之下,有厚度、广度与深度的长篇并不是特别多——国外的情况也大抵如此。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你打算从事长篇小说的写作吗?

付秀莹:这一现象其实也很正常。大作品的出现,总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淀,这跟才华、阅历、心性有关,也跟机缘有关。这一代人缺少好作品、大作品,是时候未到。大环境浮躁,倘若定力不够,出大作品就很难。我正在写长篇,已经基本完稿了。但究竟如何还是读者说了算。

李德南:你更喜欢乡土中国还是城市中国?今天的乡土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你的《六月半》《旧院》等等也触及这个问题。面对乡土中国的衰落,你是否觉得难过?

付秀莹:我从乡村走出,至今还有众多亲人在乡下。要论情感,肯定是乡土中国更让我觉得亲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更长一些。在《旧院》里,我对于乡村更多的是眷恋。是谁说过,故乡是用来怀念的。而其实,对于现实中的乡村,我感情复杂,又爱又痛。痛是痛心,难过。我越来越深切感到,记忆中的乡土早已逝去了。而当下的乡土正在衰落,田园将芜,或许将永不再来。这一种痛是撕心裂肺

的痛,又无力,又悲哀。

李德南:在有的人看来,城市是缺少诗意的,尤其是缺少静穆的、谐和的诗意。城市给人的感觉多半是喧嚣的、泥沙俱下的,但你经常能在城市中发现诗意。以抒情小说的形式来写城市中国,是否遇到什么困难?

付秀莹:或许乡村有一种自带的诗性,田野,星光,鸟鸣,月色,这些都是可以入诗的审美符号。城市却不然,钢筋水泥,高楼林立,雾霾,拥堵,这一切似乎跟诗意毫无瓜葛。但是,文学是人学。城市也好,乡村也罢,不过是人的生存场域。文学最终还是要回到人本身,回到人性本身。从这意义上,关键是小说家内心诗意的有无。

李德南:你如何看待70后这代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位置?如何看待代际作为一种批评话语?在你看来,这种话语方式是有效的吗?

付秀莹:代际划分,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吧。为了言说方便做这样的划分或可理解。但个体差异太大了,作家的个体差异尤其强烈。这样的划分总是显得过于粗糙和武断了,因而有效性就值得怀疑。我们也将很快面临着划分上的尴尬,和言说上的更大的不方便。比如,90后,00后,10后,20后,如何指称呢。其实,百年之后,或者几百年之后,我们都是同代人。

李德南:文学批评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在你眼中,理想的批评家是怎么样的?

付秀莹:好的文学批评,是能击中作家的痛处,或者搔到痒处。这样的批评才让人心服口服。理想的批评家是作家的知己。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确实曾有此幸运。

李德南:如何看待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在你看来,理想的读者应该是怎样的?

付秀莹:作家和读者,应该是对话关系吧。作家一腔废话,总有气息相投的读者喜欢听。理想的读者,大概是能够和作者共同参与创作,一部好作品的完成,需要理想读者的参与。好作品的生命力,也需要理想读者的不断滋养。

李德南: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付秀莹:中国有伟大的文学传统,面对世界文学,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力。相较于外面走进来的,我们走出去的太少了,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平衡。

李德南:写作经年,你从写作中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付秀莹:内心的宁静。对人生虚妄的抵抗。面对时间流逝,不慌张,不害怕。

李德南:接下来有哪些写作计划?

付秀莹:写完这个长篇,乡村叙事告一段落。可能要写城市了。

李德南:期待你的更多好作品。

李德南,1983年生,上海大学哲学硕士,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专业作家,兼任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评委、广东作协签约作家。著有文学评论集《途中之镜》与长篇小说《遍地伤花》等。

星火·中短篇小说 201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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