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之家小小说杂烩我又见到了他

我又见到了他

张守仁,一九三三年九月生,上海市人。一九五七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精通俄语、英语。一九六一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任副刊编辑。“文革”后到北京出版社工作,与同事创办《十月》杂志。先后任编辑、副主编、编审,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作有《废墟上的春天》《文坛风景线》《你就是爱》《寻找勿忘我》等书。译作有《道路在呼唤》《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选》《屠格涅夫散文选》等书。散文《林中速写》被编入数十个散文选本以及中学阅读课本。曾编辑出版了《高山下的花环》等多部名作,被文学界誉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

这是一家名为“小木屋”的咖啡馆。吧台附近摆着一溜飘逸多姿的兰草和色彩鲜艳的花篮。贴着四壁建有一间间用薄木板隔成的小室。我默坐在一间小屋里,埋头阅读一本周晓枫写张艺谋的新书。这时,突然听到隔壁小木屋里爆响起一个撕心裂肺的女声:“余易木!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你依旧不能原谅我当时的幼稚?你不知道我为你流了多少眼泪!你不知道我为你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你不知道我为你忍受了多少别人对我的歧视和自己内心的折磨!你不知道你离京到青海劳改那天,我枯等在月台一角,多么悽惶、多么孤独地一直呆到深夜!那时我太年轻,我真相信你犯了错误,对人民犯了罪。我真认为考验爱情的时刻到了……”

传来余易木含怨的责问:“当时你是多么决绝!你不愿意听我说一句解释的话。你撕毁了我们的合影,你扔还了我送给你的派克金笔和普希金诗集,你立誓今后断绝一切来往!那时你想到了我的不幸和痛苦吗?你想到了你抛弃的正是我青春生命最宝贵的初恋感情吗?你想到了我的痛不欲生吗?”

余易木!余易木是《十月》的作者、我的好友,他不是早死了吗?死在一九九八年的西宁。他怎能死而复活?难道真像报纸上翔实报道的,确实神秘地存在着转世再生人?出于好奇,我站起身子,去敲隔壁的小门。推门一看,有个女人,颓然垂首,掩面而泣。我问她:“刚才是你和余易木交谈吗?”她点点头。我再问:“人呢?”她说:“谈崩了,他拂袖而去,刚走。”

我追出咖啡馆,见五十多米外有位男子正招手叫出租车。当他转过脸来,打开后门跳进去时,我认出他正是余易木,但他比我在西宁最后一次见到时年轻得多、精神得多,一头浓密的黑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身手敏捷,一跃跳进了出租车,扬长远去。我一边大声呼叫着他的名字一边追赶,因跑得太急太快,绊了一大跤——醒了!哦,我刚才是在做梦。我在梦中又听到了他的声音,又见到了他……

梦醒后,我想起他坎坷的一生。

余易木是上海人。一九三七年出生在一个从事金融业的富商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外语教育。他酷爱文学,博览国内外经典名著。解放初,他在上海国立高等技术学校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派往大连俄专进修俄文。他很快就能阅读托尔斯泰原文版小说,不久分到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科学研究院当俄语翻译,业务能力被人称道。在一九五七年夏天那场号召整风的政治运动中,余易木因对留苏学生派送办法有所微词而罹祸。那年他才二十岁,被发配到青海戈壁滩劳动教养。他在人烟稀少、干旱荒凉的不毛之地,开过石头,垦过野滩,拉过板车,盖过房子。三年困难时期,用草籽、树皮、根茎甚至蝼蛄、老鼠、棉絮填充过肚子。苦役、饥饿、郁悒,过早地损害了他的健康。“文革”初,余易木在青海省物资机械修造厂做技术员,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给他剃了阴阳头,拉到大街上游行示众。他回到家里,见室内抄得一片狼藉:衣箱被翻倒,收音机被砸碎,中外文书籍被焚烧,小房间里弥漫着火烧后的煳味。他想不通,自己为何沦落到如此地步!受到这样侮辱之后,他对这世界已不再留恋,决定离别它。他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躺到小床上。耳鸣渐响,意识开始模糊,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死亡是件极简单的事情,便昏迷了过去。半夜他突然呕吐起来,带血的狂呕使他从死亡边缘回到了人间。

在这之前四年,即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余易木竟写了一篇凄美的爱情小说《春雪》,字里行间透露出哀怨、痛苦和对“阳谋”的不满。这样的“毒草”,当时只能在最知己的密友之间传阅。一九七六年十月历史有了转折,它才以手抄本形式在地下流传开来。打成“右派”后也发配到西宁,一九七八年改正后回到《北京晚报》工作的美术家王复羊,把《春雪》带到首都,辗转交到我们手中。我看后眼睛一亮,把它编发在《十月》一九八零年第三期上。我尊重作者要求,发表时不作任何改动,并在文末标上“1962.8.西宁”的写作日期和地点,以保持文稿原貌。作者在小说中引用了一首叶赛宁的俄语爱情诗。我担心多数读者看不懂,征得作者同意,俄文后附加上我的译文:“回不来了,我那凉爽的夜晚,/见不到我那亲密的女伴,/听不到那欢乐的歌:/夜莺在花园里婉转鸣唱……”

小说《春雪》的写作时间,比刘心武发表在一九七七年底《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早十五年,比卢新华刊登在一九七八年《文汇报》上的《伤痕》,更是早了整整十六年,但它比《班主任》和《伤痕》在思想上更深刻、艺术上更精湛、文学语言更隽永。一九八零年之后,王蒙、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这四“只”复出北京文坛的“天鹅”,井喷式地发表了多篇佳作。他们对《春雪》艺术质量,咸表欣羡。那年张贤亮给我们送《土牢情话》供发表,吃惊地问我:“《十月》放出的余易木这匹文学黑骏马,你们是在何处、如何寻觅到的?”

《春雪》发表半年之后,余易木从西宁给我寄来了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该小说写于一九六三年四月至一九六五年四月,即“两个文艺批示”传达后阶级斗争之弦绷得更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报刊上蛮横无理地大批电影、戏剧、文学作品之际。余易木竟在文艺界人士心惊胆战、作家们噤若寒蝉的岁月,大胆冲破禁区,生动、真切地描写了周冰、杨芸、梅雁三个知识分子美好心灵的压抑以及他们苦难的人生。其情节之跌宕、感情之浓醇,相濡以沫中的心灵感应、生离死别时的暗泣吞声,读来催人泪下,悲伤难抑。我看完此稿,视作绝品,立即把它一字不改地编发于《十月》一九八一年第二期。文末仍注上写作时间和地点“1963.4.西宁~1965.4.上海”,以珍惜文稿的原貌。

《初恋的回声》发表后,读者反应强烈,感动的信雪片似的飞到编辑部。我妻子陈珞,看了泪流满面,想立即写信给作者倾诉她的悲情。因我正在外地组稿,那时家中无电话,她找不到地址跟作者联系,以致一夜无眠。四川有位爱写作的年轻人,用了整整一周时间,反复阅读,并把全文抄录了一遍。他被余易木艺术上的娴熟、设计悬念的精巧、驾驭文字的功夫、刻画人物的本领以及作品中体现在人际关系之间人性之美和情操之美所征服。广西漓江出版社把《初恋的回声》视作“五四”以来的经典爱情小说,出版了以它为书名的小说集,大量发行。长春电影制片厂一位导演,向我要了这部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剧本,终因找不到气质理想的演员当主角而作罢。当时青海省内外不少女读者,看了作品,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她们怀着崇拜心理,纷纷写情书、寄玉照给作者,愿许终身。拥有绅士风度的余易木,为女方着想,以自己年龄大、身体差为托辞,一一婉拒。其中一位身在龙羊峡水库,年轻漂亮,酷爱文学,姓名叫潘英的姑娘,执著追求,锲而不舍,奔赴西宁,芳心炽烈,终于感动了余易木,与她结为伉俪。

余易木只发表了一个短篇、一个中篇,就加入了青海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并荣任了一九八四年青海省国庆三十五周年优秀文学作品评奖的评委。不久,中国作家协会盛情邀请,隆重安排青海高原升起的这位文学明星去北戴河海边“创作之家”休养。路过北京,他特意到北三环中路6号北京出版社宿舍楼看我——我们得以第一次见面。

余易木当时不到五十岁,可生活已把他摧残得十分衰老,头已谢顶,只剩下一绺头发耷拉一边。背也驼了。但他目光炯炯,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话语中不断闪烁出智慧的火花。见面握手、拥抱之后,他感谢我在《十月》上发表了他的小说,还谦逊地说我在《春雪》中叶赛宁原文诗后附上的译文为小说增添了光彩。交谈中我得知他年轻时能大段背诵海明威《老人与海》原文。其中那句名言:“Man is made not for defeat.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人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他流利地脱口而出。他迷醉于法兰西文学,尤其欣赏傅雷先生的译文。谈及《红与黑》作者司汤达时,他不无得意地说:“在西宁我细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马修道院》的译本,发现译文不符合我早年读过的法文原著风格,便托青海省图书馆一位朋友,从北京图书馆内借出原著寄到西宁。我专门译出了书中著名滑铁卢战役的华彩篇章,交给一位原在上海传教,后被贬到青海,精通法语的天主教神父鉴定。神父比较之后,肯定我的译文,说只有我那样翻译,才能保持原作风格。”

那次在我家门厅里喝着茶,聊起文学艺术,余易木兴致勃发,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他说:“艺术鉴赏力,与其说是学养,不如说是天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只有高瞻远瞩,视野辽阔,才能鉴别哪些是传世经典,哪些是应时之作。我认为像《红楼梦》《史记》《雷雨》《故乡》《边城》《二泉映月》《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莎士比亚悲剧、《蒙娜丽莎》等杰作才称得上不朽。它们经得起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历史长河的筛选。而目前一些被抬高为名家、巨匠的阿猫阿狗,不用十几年、几十年,就会被历史所淘汰,被读者所遗忘。”

余易木很关心我在《十月》上编发的作品。那年我签发了一篇题为《人的魅力》的小说,描写的是萧洛霍夫在高尔基陪同下去见斯大林。交谈中年轻作家竟敢和这位大人物争论起《静静的顿河》来,吓得高尔基忐忑不安,面如土色,一个劲儿给萧递眼色,让他制止。易木兄向我委婉地指出该小说两处地方有误:“一,1929~1931年期间,斯大林的军衔不是‘元帅;二,单用父称,不符合俄国人的习惯。”同时提醒我,人是复杂的,萧洛霍夫后来叫斯大林“亲爹”,如能多侧面地写萧,作品会更耐人寻味。

尽管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潜心研究苏联文学,并曾以俄语翻译作为我的本职工作,而余易木年轻我四岁,又长期处在远离文化中心的青海,文史方面却比我高明得多。我感到汗颜,内心里很佩服他。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出差到西部组稿,曾专程去西宁小桥大街9号拜访余易木。那次我终于见到了因《十月》“做媒”而与作者结成秦晋之好的潘英姑娘。她身材姣好,眉清目秀,皮肤瓷净,真诚热情,是位典型的江南美女。我们坐在一起亲热、愉快地畅谈了一番之后,小潘起身,为我做了一桌丰盛的上海菜款待我。饭后她兴冲冲拿出相机,让我抱着她三岁的宝贝女儿阿丽,和余先生站在书架前,给我们照相留念。

那次去西宁,我极想看看余易木在“文革”中躲开众人写出的那部七十多万字的长篇《荒谬的故事》。如果觉得精彩,我打算带回去在《十月》上摘要发表。但余易木说他还要修改,目前拿不出手。我央求多次,未能如愿,便遗憾地回到宾馆。

当晚,余易木所在的机械修造厂厂长赵伯勋到宾馆来看我。他夸余工程师人品好,外单位用高薪聘请他,他不愿另攀高枝,说:“正是修造厂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一拍屁股走了,那就不仗义了。”他试制成功了一种新产品钢模板,使工厂扭亏为盈。赵厂长还夸余易木脑子特好使。工程师在机械制造中常用的公差表,数字极其庞大,他竟能背出来。谈到工程技术方面的数据,一旦谁说错了,他立即给予纠正。总之,赵厂长与我闲谈中对余工程师的为人、做事赞赏备至。

次日清晨,我计划经德令哈穿过冷湖去敦煌。余易木用网兜提了苹果和蛋糕早早地到长途车站送我。在已有寒意的西宁街头,我见他身子消瘦,颧骨高耸,头发更显稀少,便反复叮咛他要保重身体。握手告别后,我登上长途汽车,他挥手送我西行……

时光流逝,似无尽河流。我们大家各自在生活中忙忙碌碌,也不知所忙何为。一九九八年秋,我到中国美术馆看画展,遇到余易木在西宁的挚友——回京后时任首都漫画家协会主席的王复羊先生。他悲声告诉我:“余易木去世了。”我得此噩耗,大吃一惊,立即向青海省文联主席王贵如、青海省美协主席左良、机修厂厂长赵伯勋多方打听,他们告诉了我详情。

一九九八年初,余易木因肺部感染引发心脏病,住进青海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几十年来过重的劳动、过分的节俭、过多的磨难所积累下来的伤病,已使他形销骨立,羸弱不堪,最后因“心肺衰竭”于当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去世,年仅六十一岁。乐善好施,长期治病,已使他家一贫如洗。他死后连像点样子的替换衣服都找不到。亲友们只得临时到街上买了一套“老衣”,给他洗净了身子穿上。儒雅多礼、博学睿智的余易木,竟是这样一种“文章憎命达”的身世。

亲友们将简单的屋子收拾一下作为灵堂。至交聚在一起合拟了一副挽联“难忘《春雪》霏霏怎奈斯人独憔悴,犹听《回声》咽咽哀哉秀木竟先摧”,以及横幅“美文长存”,请青海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林惜醇先生挥毫写了挂在灵堂上祭奠。那天到灵堂吊唁的,有机修厂的干部、省作协的代表以及至亲好友。余易木遗体于八月二十日火化。一切尊重他临终前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当遗体推下灵车,送进火化炉之前,亲友们饮泣着看他最后一眼,又轻轻放上几束鲜花,默默祷祝,祝芳香的花神陪伴他的英灵驾鹤西去……

事后余易木生前密友,一直帮助他抄稿在地下流传,原籍上海后去青海的邢孔荣先生来信告诉我,他已遵余易木遗嘱,和他亲人一起将他的骨灰盒从西宁迁回到上海,安放于市郊嘉定长安公墓祥24B第11排第6号墓穴。余易木是发表作品时署的笔名。他原名叫徐福堂,故在灰褐墓碑上凿刻了“徐福堂之墓”五个黑字。

上海是余易木接受启蒙教育的桑梓之地。这个最早接受西方文明、最早从事文教出版事业的东方大都市,近现代史上曾经涌现过众多文化巨人、大作家、大艺术家、大翻译家。像余易木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只可能诞生、孕育于上海。这长江汇入浩荡东海之处,应是他那终于获得自由的英灵最理想的安息之地。

我接到了邢孔荣先生的来信,情不自禁想起易木兄写在《初恋的回声》里的隽语:“我将去你那儿,你却不再回来……”

我一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五十多年,结识了当代数百位作家。但像余易木那样天赋那么高,风度那么绅士,文学功底那么厚实,精通那么多外语,机械制造本职工作那么出色,经历那么多苦难,却在逆境中决不迎合时尚,坚持己见,坚守良知,清醒地保持独立品格的人,迄今没有遇到第二位。

峣峣者易折。余易木高洁得不容于诡谲的尘世。这样一位俊杰,竟是这样一个结局,教我如何不想他,不思念他,不梦见他……

2015年6月~7月

星火·中短篇小说 201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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